我曾憎恨伯尼兄弟,直到我遇见并失去了我深爱的人
编者按:Bernie Bros是由罗宾逊·迈耶在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创造的一个名词,用来形容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伯尼·桑德斯的那些年轻的、白人、进步的男性,该名词沿用至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主流媒体中或含贬义。
原文于2020年2月7日发表,桑德斯于2020年4月8日宣布退选。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四万五千人死于没有医保,我的男朋友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来没有料到一场愚蠢的网络大战会改变我的生活轨迹。但是在2016年,我人际关系中的很大一部分因为一个人而撕裂开来:伯尼·桑德斯。
在政治上,我曾比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更偏向自由派,但人们(尤其是男性)谈论她的方式触及了我的痛处。作为一名女性喜剧演员,我经常坚持比我的男性同行们更高的标准。我的雄心壮志被轻蔑地看待,我的能力被怀疑。于是我认同自己想象中克林顿的生活,并觉得有必要为她辩护。
然而最后我投票给了桑德斯,为了将希拉里推向左翼。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讨厌他大喊大叫(即使面对一个女人也不会有所缓和),也讨厌他在网上的支持者。我受够了那些和自己母亲有矛盾的男人们,告诉我“不要用阴道投票”。互联网似乎是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战场。
两年后,一个我从来没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名为杰克的喜剧演员,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关于克林顿的段子,我认为那涉及性别歧视。尽管我的2016年已伤痕累累,我还是斥责了他。我们的争论迅速升级,最终一致觉得“未来没有任何理由再进行交往”。
遇见伯尼兄弟
不过,从这次经历中我遇到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认识了拉加夫,一位有思想的喜剧演员,我喜欢在喜剧节目中与他交谈。我们偶尔会发一些政治方面的消息,所以看到他赞了我与杰克争论的推文时,我并不感到惊讶,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一起主持了一个政治播客。
当一周后拉加夫邀请我一起吃玉米饼时,我原以为这是他代表他的搭档表现出来的一种交际手段。当他告诉我他想吻我时,我才知道那是约会。他非常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机灵的人。很快,我发现自己在卧室里和我的伯尼兄弟男朋友一起再度批评了2016年的民主党初选。
凯特和拉加夫在穆赫雷斯岛。两人在纽约市的脱口秀节目中相识,并因共同的政治热情而走到了一起。
尽管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多年来暗自感到需要收敛自己的观点并隐藏自己的优势来防止男人被吓跑。但是拉加夫并不惧怕我的天赋和热情——他因此而爱我。我们都有艰难的童年,在学校里形单影只,在聚会上讨论政治使得气氛诡异。我们一起在喜剧节目中大笑,然后回到家,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大笑不止。他憎恨任何对我刻薄的人。当我们在三周里说着“我爱你”的时候,我们是发自内心的。
去年冬天,拉加夫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他患抑郁症有一段时间了,但正在用帕罗西汀(译者注: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治疗。虽然拉加夫的日常工作没有给他交保险,但一位曾经负责拉加夫病情的医生继续打电话给他开具处方,可他知道这种方法不能永远持续。当药物的副作用变得难以忍受时,拉加夫就放弃了,而当他的抑郁恶化时,他尝试用从朋友那里得到的舍曲林(译者注:治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进行自我治疗。这没有成功。
他负担不起看精神科医生的费用。谈话治疗太贵了,而尽管我和他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分担费用,他还是想靠自己来解决——这是可以理解的。拉加夫常常睡到下午5点;我每天都忙忙碌碌,也没能找到让他振作起来的方法。他的消沉使他生气。我们的政治辩论不再俏皮,并且开始伤人。我们分手了,又复合,然后又分手。
我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架是关于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的。即使我没有医保,我仍然相信只要对奥巴马医保做一些调整改进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拉加夫认为真正的全民医保,即每个人自动享有的免费的医疗服务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伯尼·桑德斯在2017年旧金山的集会上。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我们说我爱你六个月后,拉加夫就死了。我被告知他的死是一场意外,他的自我治疗出了问题。当药物不起作用时,拉加夫拼命地喝酒,试图麻痹他无法逃避的疼痛。我确信如果他能通过医疗保险来得到他需要的治疗,他还会活着的。在他的葬礼上,我终于见到了杰克,那个我发誓永远不会和他说话的伯尼兄弟。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45000人死于没有保险。有时这种因果关系显而易见——比如缺乏胰岛素,或者未加抑制的癌性肿瘤。但也有更多潜藏的、逐渐累积的情况导致同样的结果。一天早晨拉加夫没有醒来,于是以后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
在他死后,我沉浸在一种从未想到过的痛苦中——沉重、强烈、破碎。我终于明白了拉加夫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居家修行佛法,在Instagram上屏蔽快乐的情侣。我把我的房间刷成蓝绿色,并加以装饰,试图让它看起来像一个有朝一日我可以再次做爱的地方。我还对一个朋友大发雷霆,因为他说拉加夫死于占星术。唯一真正有帮助的是试图更好地理解拉加夫的政治观点。我关注他在Twitter上关注的记者,阅读他最喜欢的政治作家的作品。我追溯他的足迹,想弄明白他会如何理解这样的悲剧。
我并非独自伤心。拉加夫的伯尼兄弟朋友们终究不是一群性别歧视者。有些是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女性,有些是很好的男人。在拉加夫死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确保我吃东西,防止我将自己与世隔绝。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来编制笑料,谈论了许多关于伯尼·桑德斯的事情。本周末,我们所有人,包括杰克,都将前往新罕布什尔州为伯尼拉票,伯尼是2020年唯一明确支持全民医疗保险的候选人。我想我现在是兄弟中的一员了。
最近,我和一个在2016年曾经一起讨厌桑德斯的朋友出去吃午饭。她现在支持乔·拜登,而他的医保计划将使1000万人失去保险。我尽我所能,试图说服她桑德斯以外任何候选人的规划都意味着人们将继续以一种本可避免的方式死去,但我认为她没有被说服。我试着不去发火,因为在大祸临门以前,我也同样没能完全地理解真实的状况。
我曾经以为支持桑德斯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让我看上去不那么女权了。现在我知道其实不会如此——因为我心中的女权主义需要为交不起每月500美元的健康保险保费的妇女,为做三份兼职仍然入不敷出的单亲母亲,为那些保险有赖于丈夫工作而不能从屈辱的婚姻中脱离的妇女而斗争。2016年,我曾认为伯尼把经济问题看得比妇女问题更重要——现在我明白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与世间对伯尼兄弟们的叙述相反,这个国家正在发展的进步运动是多种族的,包括了所有性别,其中充满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深切关心着为所有人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包括未来的几代人。那些告诉你不同说法的人很可能并不是与你站在一边的。我现在甚至有点喜欢桑德斯的大喊大叫,因为他在为我呐喊。他在为拉加夫呐喊。
原文链接:
https://www.elle.com/life-love/a30551979/bernie-sanders-medicare-for-all/
译者:zpf
校对:三浚
编辑:圣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