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摈弃了大多数工人阶级，我们还能建设一个进步的未来吗？
杰夫·克莱因和通用汽车的同事们在一起。照片拍摄于1979年。通用的汽轮机部门在1980年代末关闭了，而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第57号楼”后来也被推倒，建成了一个停车场。
我很高兴退休了。在新英格兰的工厂里作为一名技工工作了几十年，我并不想念每天早上7点上班打卡的生活。对那份必须完成的满身是汗，脏兮兮，而且有时候还有危险的工作，我并不感到怀念。尽管我很幸运，工作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有集体谈判协议，但无疑我并不怀念在一个等级制的环境中上班，在这个环境中，老板和管理者拥有的权力仍然太多。
但是退休后有件事我还真感到遗憾，那就是每天与来自不同社区，与我个人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见解大不相同的同事之间的接触。相反，与多数MAPA（Massachusetts Peace Action，马塞诸塞和平行动）成员一样，我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自由/进步派的社会政治圈子里。现在我很少有时间与那些做着让我们社会得以运转的事情——而且经常是被忽视和不被尊重的——的人们进行有意义的接触了。
我不是在理想化工人阶级。我和我的工友们很幸运拥有过有工会的工作，这些工作多数都是技术工作，而且收入比较高。这些工人多数都是白人男性，有可能是自私和个人主义的。他们常常会表现出种族主义和厌女的态度，虽然我在场的时候并不太多。他们经常采用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还带有白人至上和美国沙文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吸毒或者酗酒。
在林恩的通用汽车工厂，我曾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在麻省水资源管理局的鹿岛工厂，隶属于另外一个工会（那里有5个工会）的工人从我的姓氏（译者注：KLEIN是美国的一个常见的犹太人姓氏）得出了我的宗教倾向。他有一次对我说，他希望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聪明的犹太人”来管理他们的地方工会。他认为这是一种赞美。
但是这些年里面我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可以不只是一个方面。在麻省水资源管理局，同样是这些工人连续几届选举我为我们地方工会的主席。我们团结一致击败了引入对新员工采用双重工资结构的企图，而这种工资结构只会影响到一小部分工会工人。我们成功地阻止了对地区水系统和下水道系统的私有化。我们赢得了好的工作合同，捍卫因为不公平的纪律而受到处罚的工会成员，而他们多数都是有色人种。
一位受到种族主义影响的工会成员，也可能会站起来支持有色人种的工友。在摸鱼方面充满了创造性的人们，同样可能对他们作为电工、管道工、木匠、焊工或者设备操作员的技能感到自豪。在麻省水资源管理局，正是这些人在维护和运转这套7X24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送往几百万麻省家庭的供水系统，也正是他们在清理波士顿港。他们是我所在工会的成员。
一位来自查尔斯顿项目的爱尔兰人长期担任我所在地方工会的副主席。他曾在一场作为城市小混混的入行仪式（Townie rite of passage）中，因为抢劫一家酒水店而被捕。当法官让他在坐牢和参军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参加海军陆战队。作为一名青年，他参加了反对法庭命令的废除种族隔离的波斯顿校车的暴乱。在他的脑子里，他并不把这种行为看成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表达，而是一种反对自由派精英的造反行动。在他看来，这座城市是由自由派精英管理的。多年以后，他变成了一名坚韧不拔而又经验丰富的谈判代表，在我退休之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被选举为工会主席。
毋庸置疑，我的工会成员里有许多川普支持者，跟许多白人工人阶级为主的社区一样。我们需要问一问为什么。种族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解释全部。
当然，在川普的基本盘中，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右准法西斯主义者的重要核心。但是，在超过7千3百万投票给川普的人里，还有许多普通的白人工人阶级，以及并不是很少量的黑人和拉丁裔。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2008年和2012年投票给了奥巴马，或者在今年的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了伯尼.桑德斯。
不可否认，像我曾共事过的这些人只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少数，而且其数量还在减少。不过，他们和她们的家庭的人数仍然有数千万。我们应该把他们整个地看成是无希望的吗？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与白人工人之间的有效交流是失败的，而这种交流上的失败对于包括有色人种工人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多民族美国工人阶级同样存在。
民主和共和两党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粉碎了他们得到体面安全的工作，以及让子女生活得更好的希望。而他们从民主党人那里得到的，经常是傲慢和不加掩饰的鄙视。一度表现出了优雅和同情心的奥巴马，有一次曾这样谈到被工作岗位流逝所毁灭的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选民们：“他们变得充满怨恨，他们抓住枪或者宗教或者对于他们不同的人的厌恶感，还或者是抓住反移民情绪和反贸易情绪，将其作为解释其绝望的手段”。
对于我们这些不信仰宗教，也很少与信教者相处的人，很容易想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但是我们忘记了马克思前面那句话：“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我们嘲笑电视上的“红脖子”。当他们成为传销者般的传教士或者愤世嫉俗的右翼政治特务的牺牲品时，我们对他们报以自我满足式的厌恶。但是我们忘记了，真诚的宗教信念曾经激励了许许多多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而黑人教堂也曾是民权运动的组织支柱。
至于枪支，是的，我们国家围绕着枪的问题，有许多疯狂行为，有时候甚至是阴险和凶残的。但是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持枪是一种对国家机器的反抗，而国家机器几乎从未站在他们一边。
当希拉里克林顿谈到“可悲的人们（deplorables）”时（译者注：希拉里在2016年9月9日的一次在LGBT活动中进行的竞选演说中，曾把一半特朗普支持者称为"Basket of deplorables”，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恐同、仇外和恐伊斯兰” ），许多人将其理解为对他们自身人性的轻蔑否定。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时常已经被白人工人内化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投降。但这种情况的确让我们想到，我们应该怀着同理心去挑战被误导的信念，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而不是对持有这种信念的人统统谴责一番了事。
民主党建制派让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得以动员相当于阶级仇恨的情绪，以服务于财阀统治。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左派除了极少例外，没能提供足以激励千百万工人阶级选民和不投票者的信息。我们很少与许多同胞交锋，也没有学会与他们建立连接。我们不知道如何与工人阶级讲话。
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加上受过大学教育的自由派和少数白人工人阶级的联盟勉勉强强赢得一些地方选举和全国性选举是可能的。这样的情况在2020年出现了，当然多亏了新冠疫情而不是有效的政治信息。
但是，千百万美国工人阶级已经被动员起来愤怒地进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我们国家能有一个稳定进步的未来。最好的情况是形成一个政治僵局，阻止任何持久和激进改革的可能性。而这样的改革正是我们所急需的。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导向内战。
杰夫·克莱因是一名关于中东问题的作家和演说家。他经常到中东地区旅行。这篇文章的更早的版本，曾在他的博客“At a Slight Angle to the Universe.”
（http://atmyangle.blogspot.com/2014/06/the-colonial-roots-of-middle-east.html）
上发布过。可以通过jjk123@comcast.net联系他。
原文链接：
作者：杰夫 克莱因
译者：太平洋的风
校对：周原
编辑：圣光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