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和德国政治的阶级特征
出版日期：2020年7月
作者介绍：托马斯·萨布罗斯季(Thomas Sablowski)在社会批判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itical Social Analysis)工作。他也是PROKLA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及ATTAC德国部(ATTAC，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for Citizens’ Action译者注：维基百科翻译为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员。本文是原发于卢森堡杂志随后又在社会主义研究网站上(Socialist Project)发布的文章的更新修订版本。由塞姆·普提尼亚(Sam Putinia)翻译为英文。
2020年6月，柏林地铁上的乘客们戴着防护口罩。CC BY-NC-ND 2.0, Image: Flickr/Matthias Berg
教皇(Pope)、前联合国秘书长(UN General Secretary)潘基文(Ban Ki-Moon)、麦当娜(Madonna)以及另外许多人都一致认为：我们都处于“新冠危机”(“corona crisis”)这同一条船上。但是俗话说，有人划船有人掌舵(some are rowing while others steer the boat)。本文从德国政策对不同阶层的影响的角度来审视德国在危机期间的政策。
2020年2月27日，德国政府组建危机管理委员会(crisis-management committee)，开始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流行。不久之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政策，希望弥补因有酬工作受限而造成的经济影响。在这里仅对后者做简要的分析，这是由于危机政策总是发生变化、而且依赖于不断转移的社会阶级间及阶级内部的成分(class fractions)间的权力关系。危机政策既是阶级斗争的动力、也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我聚焦于分析德国政府采取的措施，3月8日联合委员会(Coalition Committee)的决议和由此开始的执政联盟(governing coalition)。联合委员会由总理安格拉·默克尔(Chancellor Angela Merkel)、党派领导人、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groups)和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巴伐利亚(Bavaria)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和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的最高领导人组成。其已经成为决定性的领导机构，裁决执政党间的冲突并设法达成妥协。我不考虑各独立联邦州的政策措施，也不讨论联邦政府政策的国际维度(包括其政策与欧盟的关系)。
究竟是谁从政府的“救助方案”(“aid packages”)中获利？这些政策帮助了谁？又是谁空手而归？德国社会可以被划分为五个社会阶级：
资本家阶级(the capitalist class);
中等资产阶级(the middle bourgeoisie);
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
工薪中等阶级(the wage-earning middle class);
和工人阶级(the working class)。[1]
资本家阶级
此阶级是由于占有资本、即占有生产资料而能通过盗用他人劳动成果过活、不必工作的人。其中包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承载者而发挥作用的人，他们有权直接运用来自于资本所有权的权力，即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德国政府采取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措施是短期工作条款的慷慨的范围扩展，和2008至09年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相似。这条措施使资本家可以根据危机的动态发展调整他们的劳动力需要。他们可以中止定期劳动合同，不必解雇工人就能削减费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减少工作时间，解雇一部分或者所有员工。相比于解雇，短期工作有着优势：情况好转时资本家可以立即获得工人。在2008至09年金融经济危机期间，短期工作的政策成功地尽可能避免了大规模裁员，将具有企业特殊技能的工人束缚在企业中，因而在危机后可以迅速恢复生产。
德国政府承担着短期工作工人薪资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家可以部分甚至全部地将他们的劳动支出转嫁给国家，也就是失业保险和(如果保险耗尽)纳税人。与上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相比，这次求助于短期福利又更容易了。现在企业中10%的工人受到工时损失的影响就足够了（不同于以前需要1/3劳动力受影响）。这次政府也免除企业为保险体系的纳税。与之前不同，短期工作现在也能被用于短期工中介(temp-agency)或合同工。
资本家阶级也从政府投入的国家信用和担保(state credits and guarantees)中获利。首先，国有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 , KfW, Credit Institute for Reconstruction)制定三项新的信贷计划以支持危机期间难以履行义务的公司。
其一，是针对已经运营超过五年的、营业额不超过5亿欧元企业的信贷计划，这些企业能以优惠利率(favourable interest rate)获得最多10亿欧元的信贷。
其二，是针对新兴公司的信贷计划，可以利用同样的优惠条件。
其三，一个更为特殊的计划，在该计划中KfW参与了一个融资财团（许多大型银行共同提供资金），提供至少2500万欧元起步的信用额度。
作为国有的发展银行，KfW原则上可以无限颁发信用，因为只要国家有偿付能力，它就可以再次筹资而且债务由国家担保。对于新冠危机的特殊项目，KfW最初估计将会提供500-1000亿欧元。
不超过300万欧元的信用供给不需要详细审查；总数达到1000万欧元后，需要简单的审查过程。然而，企业必须证明其财务困难是由新冠危机导致，也就是他们在年初有偿付能力、颁发的信用将足够为他们提供资金至年末。在上述两个项目的框架内的信贷均为期五年，第一年不需还款，接下来四年每年需偿还25%的贷款。财团的融资期限为六年。这个国家信贷计划很大的问题是：企业不能直接申请KfW的信贷，只能向地方或开户银行申请。KfW的信贷发放需要企业的开户/地方银行参与。KfW为大公司承担80%债务、为小公司承担90%债务，其余部分由各地方银行分别承担。
国家信用因而附带地依赖于商业银行提供信贷的意愿。然而很明显，危机期间银行分配信贷的意愿所剩无几，因为许多贷款最终会成为“不良贷款”(“non-performing”)，即大量公司受疫情影响即使获得信贷供给也没有偿付能力、无法还款。即使有着更好信用等级评定的大型企业也必须向资本市场支付更高的利息。
公司债券的价差翻倍了，即政府和公司在债券利息支付上的不同，由于更好的偿还能力，对于资本市场上增多的债券，联邦政府购买这些债券所要支付的利息要低于企业。高风险高息债券的市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此使得面向资本家全体的信贷计划更加重要。
自计划制定的3月23日至4月2日，KfW收到3200件信贷请求，总计额度110亿欧元。大约2700件合计额度共9.6亿欧元的请求在这段时间得以通过。还不清楚请求是否会被按照收到的顺序进行处理，也不知道批准或拒绝请求的标准是什么。被各地银行拒绝而无法发送至KfW的信贷请求的数目仍是未知的。
同时，很明显，尽管有国家资助，信用危机还是因为私营银行大量削减信贷额度发放而产生了。这种信贷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最大。作为回应，4月6日，政府为KfW制定了另一项计划，在该计划中，联邦政府将完全承担这项计划的债务。本次计划针对雇员超过十人的公司，无需风险评估而且有十年的预期使用期限。授予信贷的最大额度相当于该公司2019年三个月的收入。不超过50名员工的公司可能收到最多50万欧元，而超过50名员工的公司可以收到多达80万欧元。这项计划框架的高达3000亿欧元的债务总额由KfW承担。
很明显小部分大公司获得了来自KfW的大部分资金，而大量中小企业只得到信贷额度的较小部分。截至3月25日，在443份总额达74亿欧元的信贷申请中，有72亿欧元被分配给了区区11件申请，而余下的432件申请则共收到仅仅2.2亿欧元。目前，仅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一家便在和大量银行协商申请100亿欧元的贷款限额。5月，德国政府决定资助90亿欧元给陷入困难的德国汉莎
航空公司(Lufthansa)，其中30亿欧元来自KfW的信贷。这些事例很明了地说明，国家调动的信贷和担保与其它政府开销相比简直是庞然大物，但和大型私营企业所需的信用相比还是九牛一毛，并且会被很快耗尽。
政府专门为大型企业设计的“经济稳定基金”(“Economic Stabilization Fund” , WSF)总计6000亿欧元，预计持续至2021年末。其中，4000亿欧元是贷款担保，为了缓解大型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困难，最高期限为5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是用于阻止危机期间大型企业在资本市场再筹资而必须支付高利息率的趋势。另有1000亿欧元流入KfW以支持自身再筹资。剩余的1000亿欧元作为国家保留金以直接帮助遇到经济困难的企业。
然而，正如之前的金融危机，国家选择成为“沉默的投资者”(“silent investor”)而且有意放弃参与公司管理的任何机会。然而，购买可授予投票权的股份是可能的。这样，企业就必须反过来接受使用资金的条件，比如限制管理者薪资以及分配收入(dividend payment)。这里以汉莎公司为例。正如我之前所说，国家资助了这家航空公司90亿欧元，但只用了3亿欧元买了20%的公司股份。不止如此，政府还宣布将不会干预汉莎航空的事务——作为对比，法国政府在资助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的同时至少还想实现一些生态目标。
企业收到普通股资助的决定是由经济和能源部部长(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与财政部部长(Ministry of Finance)协商确定的。要利用经济稳定基金(WSF)，企业必须在2020年1月1日前的两个营业年度(business year)实现以下三条标准的至少两条：
第一，总资产必须超过4300万欧元；
第二，营业额必须超过5000万欧元；
第三，公司每年必须拥有平均超过249名雇员。
小型初创公司如果在早期能够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集到至少5000亿欧元的资金，就可以利用这项资助。
2020年4月1日，政府又启动另一项帮助初创公司的支持计划，补贴资金达到20亿欧元。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措施，还增加了以推迟收入（补充：推迟薪资）和推迟企业所得税为形式的税收减免。政府不仅在财政上支持公司，甚至暂时性地改变了市场为基础的游戏规则。对于面临破产的公司，政府将暂时中止申请破产的要求至2020年9月30日。正常情况下，未能申请破产将是可被起诉的犯罪行为，但是在目前这是被容许的。不仅如此，债权人启动破产程序的权利被限制至9月30日。这项规定可以根据法令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此外，政府还创造了开展线上股东大会的暂时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执行董事会、大股东和其他人员可以避免以往偶尔发生的某些股东或公司重要人物介入会议所使用的激烈手段。德国的主要保守派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呼吁保持这些规则，并且绝不再回到原来的状态。
中等资产阶级
(译者注：这种翻译与常见的“中产阶级”名词相区分，因为所说的概念不尽相同)
此阶级由剥削工薪者的企业家组成，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些人剥削的范围不大，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本，因此被迫自己也要在自己的公司内工作。使得中等资产阶级跨入资本家阶级的雇员数量和资本的规模，总的来说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且取决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联邦政府计划针对的超过十人雇员的公司主要是资本家阶级，而一至十人雇员的公司则是中等资产阶级。
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政府的一些项目扶持超过十人的公司，而其他项目帮助一至十人公司的情况并非是偶然的。如同资本家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也可申请实施短期工作。它也可以合法地利用KfW的国家承担90%债务的信贷项目。然而事实上，他们在从私营银行融资时就会首先遇到困难。相较于资本家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无法利用4月6日启动的国家承担100%债务的信贷项目。
2020年3月，联邦政府决定为不超过十人（等同全职工作）的小型企业提供总额高达500亿欧元的补贴。不超过五人的企业还能获得三个月9000欧元的一次性资助，六至十人的公司有资格获得三个月共15000欧元的一次性资助。这些补助特别指出不是为企业家的个人生计准备的，而是使企业有可能支付持续存在的运营成本，如商业事务所的租金、信贷和租赁费率。
由申请者提供的信息没有经进一步的检验，就以此为基础向其提供了补贴。然而申请者的伪造信息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犯罪（补贴欺诈）。为支付补贴负责的地方州政府已经部分宣布，将对谎报信息或不合理使用资金的现象进行抽查，并对补贴金收税。如果房东至少减免20%的租金，那么未使用的补贴金若必要也可以再使用两个月。州政府也采取额外的救助计划，提供的资金量有所不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发放的补贴覆盖中等资产阶级企业各种费用的程度主要与企业自身的开销有关，这样的开销随地点和生产部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可以认为大多数公司的补贴资金无法坚持太久。
就私人生活费用而言，必要时，小企业家可以，实际上是必须申请社会救助。在约160万拥有一至十名雇员的小企业主当中，执政联盟估计这大概会影响到30万人。出于这一原因，获得社会救助的机会有所减少。在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提出首六个月社会援助申请的受助人，不再需要进行经济审查。住宿的实际开销已得以承认并包含在同一时期的社会救助中（而不像往常那样只是费用的一部分）。申请子女补助费时，只有最后一月的收入是决定因素，而不是像往常那样看最后六个月的收入。
4月22日，联合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实施中小企业税务减免。在其他措施中，还将餐饮行业的增值税率由19%降至7%，且从2020年7月1日持续至2021年6月30日。这项措施将会有利于那些积极从事于或者投资餐饮业的中等资产阶级以及资本家阶级。
小资产阶级
此阶级由“单干的(“solo”)”或者说独立的个体经营者(self-employed)组成，既然没有雇员，因此也就没有剥削雇佣劳动(wage-labour)，而是仅靠自身劳动生活。然而这些个体经营者中有一部分只是伪独立者(pseudo-independent)，因为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并且依赖于一个承包商或客户，因而相较于小资产阶级更类似于工薪者。小资产阶级能拥有三个月高达9000欧元的一次性资助作为公司开销。这资助明显不会用于个人生活费用。小资产阶级还会受益于放宽了的社会救助的获取途径，其申请社会救助的方式与之前提到的中等资产阶级相同。联邦政府估计，约190万个体经营者中，大概70万人会被迫申请社会救助以作为生活费用。个体经营者也可以申请暂时延缓或减少缴纳社会保障金(social security)或者艺术家社会保险(the artists’ social insurance)。
工薪中等阶级
一方面，此阶级包括所有的没有被资本社会关系所剥削的工薪雇员，最主要是公营部门雇员和非营利部门或私人家庭的工人。另一方面，工薪中等阶级也包括公司内部的管理岗位和行使资本家所赋予的对工人的权力的人，比如工头、监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以及公司中层管理者。
不同部门的工薪中等阶级受危机影响的方式不同。例如，公营部门雇员保持着安全的职业、未被工资削减所影响；同时数十万私人家庭工人（他们都是移民）经常从事非正式的或暂时的工作，需要在德国和他们的祖国之间通勤，因而受到边境关闭和不同国家隔离措施的巨大影响。这主要发生在老年人家庭护理部门。收入损失也影响着工薪中等阶级中在私人公司工作、正在面临短期工作甚至失业的这些工薪者，不像个体经营者，危机期间，除了更容易获得短期工作福利，没有额外的政府财政支持。如果工薪者加入(意味着支付费用)并申请当地相关国家机关报销，那么由于照顾12岁以下儿童而造成的潜在的工资损失可以得到部分补偿。此外，如果暂时托欠付款，也不能废除依赖工资和个体经营的工作者的租房合约，基础的电、气和电讯等服务也一样。然而这些调节措施只生效至2020年6月30日。
工人阶级
这是受到资本关系剥削的工薪阶级，在企业内没有权力地位。工人阶级由于短期工作和失业增加造成的收入缩减而受到大量影响。不像个体经营者，他们除了更容易获得短期工作补助，没有其他的国家救助。然而，只有属于法定失业保险系统的人才能获得短期工作救助。
所谓的边缘就业者(marginally employed)，即小工(the mini-jobbers)被排除在短期工作计划之外。有孩子的家庭在最好情况下，也就是可以利用一个稍微简便点了的途径，即获取每个儿童每月最多185欧元的福利，条件是，如果是夫妻双方他们的家庭总收入需要超过每月900欧元，单亲父母则需要超过每月600欧元。
工人阶级几乎无法获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难直接获得的社会救助金。现在失业的工人有资格获得第一阶段的失业救助，最多可领取24个月，这取决于工人之前的就业时间和他们的年龄。第一阶段的失业救助是之前净工资的60%（有孩子的工人是67%）。这一阶段后，失业人员可以获得一小笔数额固定的钱，这是一种和之前工资无关的社会救助。现在，对于单身工人来说，这个“II期失业救助金”(“unemployment benefit II”)每月可以领到432欧元，还包括覆盖一部分租金的住房补贴。同一家庭中的工人的配偶和他们的孩子收到更少的钱。那些在目前的危机之前就已经失业并接受社会救助的工人，还要继续受到压迫式的经济状况调查。那些在短期工作方案下薪资下降到如此之低而必须以社会救助作为补充的人，现在最多就是可以利用新的更容易获得的机会。
4月22日，联合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可以稍稍改善工薪阶层的收入安全。短期工作津贴之前是净收入的60%（有孩子的工人是67%），2020年12月31日前，短期工作超过三个月的工人的短期工作津贴，将增加至净收入的70%（有孩子的工人是77%），工作超过七个月开始是净收入的80%（有孩子的工人是87%）。联邦政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会和左派政党的要求。这条措施的必要性也在于德国经济中大量的低薪部门。对低薪的工人，短期津贴并不足以维持基本生计。
本应在2020年5月1日至12月31日结束失业救助资格的失业人群现在可以再获得三个月的失业救助金。联邦政府也为学校准备了1.5亿欧元以确保困难学生也可获得用于数字化教学的终端设备。
一般来说，来自第二职业的收入会抵消短期工作津贴，也就是从中扣除。三月，联邦政府已经决定从2020年4月1日至12月31日在“系统相关领域”(“systemically relevant areas”)的雇员中暂时中止这种限制。这些领域包括卫生与保健部门、农业与食品产业和食品供应。只要第二职业收入和短期工作补贴总和不超过之前的全职工作净收入，便不必从短期工作补偿中扣除第二职业收入。4月22日，联合委员会决定抛弃“系统相关领域”的限制，从2020年5月1日至12月31日为所有职业的短期工作雇员改善额外的收入机会。
2020年6月的经济刺激方案
2020年6月3日，联合委员会决定执行由各政策领域内的57项措施、总计金额1300亿欧元组成的经济刺激方案。这里当然不可能详细地展示和分析这一方案。只是，这种方案和之前提到的措施的阶级特征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大量措施主要目的在于稳定受到冲击的公司的利益。因此，它们主要有利于资本家阶级。
可能最重要的措施是增值税(value-added tax, VAT)率的降低，从202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2]，原适用19%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6%；原适用7%税率的，税率调整为5%。德国经济研究所（译者注：德文为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一家和雇主协会相关的经济研究机构）所长迈克尔·胡特(Michael Hüther)和反对派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等等一直以来就在呼吁降低增值税，然后由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CDP)将该倡议引入联合委员会的议程。和收入税或企业所得税相比，增值税的上升的分配效应具有特别的递减性(regressive)，即对富人的影响小于对穷人的影响。增值税在购买商品时产生，即为了个人生活或者生产需要而消费时计税。然而，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花费在消费中的收入份额会减少，从而家庭收入中增值税的份额会减少。穷困的家庭收到的增值税负担更重。可是反过来，如果简单地相信增值税的降低会自动地使穷人家庭受益则是短视的，因为这种观点预设企业会将增值税削减以降低价格的形式直接传递给消费者。由于有大量行业属于寡头垄断，即垄断性竞争，这些行业里的企业在定价上拥有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扩大需求或市场份额，并且通过提高产能利用率照样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他们才会降低价格。然而，如果他们不期望需求的显著增长，也无法通过降低价格而抢占市场（因为他们的竞争者也会降价），那么对他们来说，不降价从而立即从每份产品售卖中得到更多的利润会显得更有吸引力。因此，降低增值税首先会增加企业的利润，尤其是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因为大多数商品都是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被生产的。增值税是国家政策的不对称效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增值税来影响分配，从而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这要比相反地通过降低增值税以减轻工人阶级的压力容易做到得多。这种国家政策的不对称效应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
经济刺激方案的另一项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核心措施是政府承诺避免社会保障金缴纳份额超过总工资的40%。疫情期间失业增加，社会保障金消耗增长，而社会保险收入却下降。由此导致的金融缺口现在可以由国家财政预算填补，所以不必使企业和员工负担上涨的社会保障金缴纳额。这种减免最初可以由追加的政府债务支付，但是长期来看，还将需要税收收入来支付利息及（如果必要的话）偿还债务。既然税收很大程度上是由工薪者缴纳的，这种措施便是站在资本家阶级一方的再分配，而不是平等资助社会保障系统。
6月3日的经济刺激方案包含大量其他减免税收、改善企业的折旧状况以及补贴的措施，由于篇幅限制而无法详细列出。有孩子的家庭能得到每个孩子300欧元的一次性援助，这对低收入家庭有利，因为这份一次性援助可以弥补更针对高收入有孩子家庭的税收减免。此外，单身父母将在2020年和2021年获得额外的税收减免。
从不可接受到无法避免
联邦政府实施的措施是按阶级特征的种类来构建的。资本家阶级可以期望超过6000亿欧元的国家支持和来自KfW的可能不限金额的信贷以及大量的税收减免。中等和小资产阶级收到了国家的500亿欧元，与此同时工薪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相比之下只从政府启动的刺激方案措施中得到了一点点。
严谨起见，补充一点，国家的计划不是只对单一阶级制定而是同时对几个阶级有效。例如，某些来自KfW的信贷计划确实正式地（但事实上不是必要地）帮助到资本家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最多达9000欧元的一次性固定费用补助金也可以潜在地帮助到中等和小资产阶级。短期工作福利原则上可以同时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工薪中等阶级的成员。
因此，国家政策正在促成跨阶级集团的形成，不同阶级的利益都受到照顾，并且由国家计划所联合，而资本家阶级的霸权则通过这种国家支持的集团形式得以明确表达。这是其规则的一个本质方面。其中，国家机器的结构性选择，根据阶级地位的不同可能性，自然地扮演着维护各自阶级利益的角色。
顶级公司的最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和重要企业协会的代表通常可以直接与政府沟通并影响其决策制定过程。不同的企业协会影响力也不同，例如德国工业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y, BDI)就比其他各种中小企业的协会更有分量，而且在BDI内部也是最大型企业的利益占据支配地位。
在中小企业联合会里，资本家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在中等和小资产阶级中，各种各样的请愿书迅速出现，要求以某种临时基本收入的形式提供收入支持。中小资产阶级的福利和补贴以及这些阶级对于社会救助便利的获取途径可能是这些阶级施加的公众压力的结果。
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首先是由工会代表的，例如，工会通过官方政策简介和报纸新闻批评短期福利没有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要求。这种批判似乎已经产生成果，基督教民主工人协会(Christian Democratic Workers Association)和社会民主党(SPD)都提出了增加短期工作福利的不同想法。
政府采取的措施最首要的目标是防止信用体系的崩溃，并减轻危机带来的社会混乱，因而部分收入损失可以由国家补偿，并可以暂时推迟支付。然而国家收入支持是非常不完善的。对于中等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薪中等阶级），个人储蓄可能仍然有用，但工人阶级的储蓄相对很少而且在这方面受到收入损失的直接影响。
国家措施部分地有彼此冲突。例如，暂时放松破产规则，可能会抵消通过国家担保和KfW参与信贷的方式鼓励银行继续向企业提供信贷的努力。国家措施在极大程度上只是将现在的问题留给未来，因为在某个时间点，延期付款必须收回、信贷必须还款。由于生产损失难以轻易恢复，破产的浪潮将在未来涌入。
在仔细考虑了各种不同的利益和行动方针之后，到目前为止，执政联盟成功地表现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为公共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极度的危机和紧急措施强化了它那“同舟共济”(“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的漫无边际的比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使得不冒被公众缺乏理解的风险而去反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变得十分困难。即便如此，我认为，国会里的左翼党成员是错的，他们虽然向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提出了一些修正和附加决议，但是最终还是在3月25日投票通过了政府的草案，尽管许多左翼党代表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同时，在电视上，投了弃权票的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 AfD)似乎是唯一的反对党。
从左翼视角出发，企业通过短期工作措施完全地逃避了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然而工人阶级，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工薪中等阶级必须接受短期工作的重大收入损失，这是不可接受的。为在过去十年间牟利巨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准备了数十亿欧元可用资金的大型公司提供慷慨至过分的信贷援助也是错误的。危机期间，这些公司应该首先用尽自身的资本。如果国家介入救助这些企业，那么它只能以相应的所有权作为交换。对公司的救助和对私人损失的社会化应该仅仅根据民主和社会生态政策进行。
这次危机也是对生产采取非常必要的社会和生态的结构调整的机会。举例来说，军事生产应该终止，汽车生产应该大规模缩小，尤其是具有高度生态破坏性的SUV和奢华车的生产分支。解放的生产力应该用于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现有的危机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反映出，社会医疗、老年人照顾和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扩建，必须在这些部门部署更多的劳动力，而我们的确可以减少对社会和生态有害的工作且不必放弃高标准的生活。
注释：
[1] 关于此处的阶级理论概念请参看John Milios和George Economakis(2011)。“The Middle Classes, Class Places, and Class Positions: A Critical Approach to Nicos Poulantzas’s Theory,” Rethinking Marxism, 23:2, 226–45.
[2] 降低的增值税率在食物、书籍、报刊、地方公共交通、铁路票务、博物馆和音乐会等方面可以应用。
原文链接：
*** 翻译：海燕**
校对：周原
编辑：圣光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