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顿·休斯展望的苏联前景

编者注：对于本文涉及苏联斯大林政权的内容，编者不同意文章观点，本着尊重原创作者文章的完整性，一并翻译发布，望读者批判看待。

兰斯顿·休斯是美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坚定地致力于黑人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记述的1933年在苏联的旅行经历，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十月革命（the Revolution）在反抗对少数群体宗教和民族的压迫中取得了哪些进展。

图片来自Tongue Journal。

我现在完全知道，

只有我自己的

黑得像土地的手

才能解放我的黑得像土地的身体。

啊，你们这些匪贼，剥削者，刽子手，

你们再也不能等着你们的

傲慢的眼睛，歪着你们的

轻蔑的嘴唇，对我说：

“黑人，

你是我的奴仆。

我，

是自由人！”

—–兰斯顿·休斯《新的歌》（A New Song）1

1933年，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十六个年头。列宁逝世已九年，斯大林近乎完全掌握了绝对权力。托洛茨基流亡在法国，左翼反对派（the Left Opposition）中其他几位主要成员被驱逐至国家最偏远的角落。大约三年后，莫斯科大审判（the Moscow Trials）和大清洗（the Great Purge）也开始了。成百上千的人们，包括十月革命几乎全部领导人，将被当政者处决。斯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团正一步步地使革命的诸多成果灰飞烟灭：法律禁止了堕胎，剥夺了人们离婚的权利。然而，工人阶级、妇女和其他被压迫的群体，仍然坚定地捍卫着他们在教育、文化和民主权利方面经过不屈不挠斗争而赢得的胜利。

在五千英里外的美国南部，种族歧视（Jim Crow）正登峰造极。几乎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黑人都遭到隔离。每年新颁布的法律又不断地将黑人从白人才能享有的空间中排除出去——包括从公园、学校到拳击场的几乎所有地方。据统计，在整个南方，那一年共有28名黑人被施以私刑致死。其中一位遇难者：伊丽莎白·劳伦斯，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一名黑人高中老师，她在离校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几个白人学生的骚扰。他们朝她扔石头、辱骂她，她训斥了他们。那天晚上，一个白人暴徒进入她的家中，将她杀害。她的房子被烧成了灰烬。

在实行种族歧视的南方（the Jim Crow South），暴力、极端穷困、半奴隶制（semi-slavery）使成千上万的黑人家庭在一场后来被定名为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的运动中一路向北。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中，很快形成了众多黑人街区。正是在这些城市，特别是在纽约的哈莱姆区（Harlem），黑人艺术家们——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开始大展身手。

在那个年代，最杰出的艺术家要数兰斯顿·休斯。他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生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长大后来到纽约。1933年，31岁的他已经出版了两部诗歌选集和他的第一部小说《并非没有笑声》（Not Without Laughter）。后来，他成了大家熟知的“哈莱姆桂冠诗人” （Poet Laureate of Harlem）。

休斯在年轻时就已被苏联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深深吸引。他后来一直在诗作中赞颂列宁，赞颂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在举世谴责的斯科茨伯勒男孩（the Scottsboro Boys）事件中，亚拉巴马州的九名黑人男孩遭人陷害，以强奸白人妇女的罪名被判入狱。休斯见证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们为解救男孩们所作的努力。在《被缚的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 Limited，这部作品集收录了休斯为这一事件所做的诗歌和一部诗剧）中，休斯鲜明表达了他对栽赃行径的愤慨。

从哈莱姆到苏联

1933年，休斯和作家多罗西·韦斯特、社会活动家路易斯·汤普森等一批黑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生应邀访苏。苏联计划制作一部名为《黑与白》的宣传片，描写黑人在美国南方遭受的种族隔离境遇，准备让休斯一行参演。然而，休斯以为这个剧本虽确实 “关注种族自由和尊严”，但充满“事实错误”、“悖谬近乎戏谑”。他坚持认为，应在重新考虑美国黑人现实的基础上对影片进行近乎完全的重写。

这部影片的拍摄随后被取消了，没有官方解释。一些演职人员认为，是斯大林为换取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承认而同意结束这种针对美国黑人的官方宣传。不过，休斯一行的访问影响了美国黑人对苏联的认识，并向他们展现了一个新社会的前景。

俄国人说‘негрочанский товарищ （黑人同志）坐我这儿来！’……在街上排队买报纸、香烟或软饮料时，排队的人常常会说：‘让黑人同志排前头。’如果你反对，他们会坚持说：‘请！客人理应优先！’”

俄国革命号召被压迫群体的紧密团结。俄国人大多同情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正如休斯在回忆录中所述，他们也了解斯科茨伯勒案（ the Scottsboro case）。在休斯和他的同事访问之前，另几位著名的美国黑人艺术家，如歌手兼演员保罗·罗伯森、歌手玛丽安·安德森和诗人克劳德·麦凯也访问了苏联。列宁曾多次谈到黑人受压迫的问题，他曾邀请记者约翰·里德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美国的 “黑人问题”发表讲话。

然而，对俄国而言，种族压迫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外来事物。休斯认为，美国黑人和沙俄时期的受压迫民族，特别是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休斯指出，乌兹别克人“过去在俄国的待遇，与黑人在密西西比州的境遇无甚分别。在塔什干发生苏维埃革命前，街头的有轨电车上甚至设置了针对中亚民族的种族隔离（Jim Crow）区。旧隔离区犹存，但自从乌兹别克人在他们自己的自治共和国掌权以来，隔离本身就消失了。”

中亚之旅

在《黑与白》（Black and White）的制作被取消后，休斯留在了苏联。为了获取“有色人种聚居区2”的第一手资料，他去了几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加盟共和国。在他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小册子《黑人眼中的苏联中亚地区》（A Negro Looks at Soviet Central Asia）中，他描述了自己的旅行。休斯登上莫斯科-塔什干特快，开启了旅程。这是一辆向着东南方行驶，通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沙俄时期被征服和殖民的、大量穆斯林聚居的地区——的苏联列车。他很快因作为一个黑人在苏联和在自己的祖国旅行的不同感到震惊。在苏联，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受歧视，他还目睹了白人和非白人一起自由地工作、学习，像同志一样交谈。相反，在美国，火车上、公交车上乃至任何一个地方，对黑人的歧视和骚扰都是无可避免的：

“美国南方存在着种族隔离的车辆（Jim Crow cars），黑人必须与白人分开乘车。黑人通常只能坐在肮脏的、陈旧的客车里，靠近发动机，不断吸入烟尘，被迫忍受车辆的颠簸和污垢。在南方我们不能买卧铺车票，这种便利仅提供给白人。在北方，法律上没有这种交通的种族隔离。尽管如此，有色人种还是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公交车上，他们只能坐在车尾的最后一排座位上，座位下方是颠簸的车轮。乘轮船时，他们只能住最差的船舱。”

正是在火车上，休斯遇见了一名工人。他描写这位工人是 “一个皮肤颜色几乎像我一样深的男子。一个穿着深棕色裤子和普通的套头衫的、打扮十分平常的年轻人。”休斯很惊讶地得知这个叫库尔巴诺夫的男子实际上是布哈拉的苏维埃主席（the chairman of the Bukhara soviet）。这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美国是如此的不同：当时，在整个美国，黑人政治家都还不多见。而在南方，据休斯说，甚至连一个黑人市长都没听说过。在火车上，库尔巴诺夫描述了革命如何颠覆了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社会：

“革命前，掌权的是埃米尔和可汗（emirs and khans），是毛拉和总督(mullahs and beys)。革命之后，掌权的是工人。”

人民的教育体系

苏维埃的教育体系给休斯带来了巨大震撼。在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他都能见到对教育的种种新保障。免费的公立学校取代了教区学校和专属于富人的私立学校。教学以学生的本民族语言进行，这里开设了许多以波斯语、哈萨克语等多种民族语言各自授课的学校。而在过去，这里的学校仅使用俄语教学，且不对广大农民开放。现在，这里已为工人建立了夜校，军营里也建立了为红军提供教育的学校。在乌兹别克斯坦，识字率在十年之内从百分之一跃升至百分之五十。

即使最偏远的地区都设有学校、大学、科研机构甚至电影学校。休斯写道：“这儿有教育学院、商业学院、科学学院、交通学院、兽医学院。这儿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为研究生提供细菌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研究室。”这些地区的教师大多数是当地民族。老师们有暑假，在此期间他们可以带薪进修。

在整个叙述中，休斯特别指出了苏联和美国提供给受压迫人群的教育的不同之处。在美国南方，黑人学生很少在小学毕业后继续上学。黑人学校通常人数过多、相当破旧，且极度缺乏课本和物资。据休斯说，在阿拉巴马，整个州花在黑人孩子身上的钱不及白人孩子的八分之一。收割棉花的几个月里，黑人孩子就要离开学校，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在田野里劳作。高等教育更是贫穷的黑人想都不敢想的。

妇女生活中的革命

苏联女性的进步同样深深触动着休斯。女孩和男孩、女人和男人，都在一起学习。在一所土库曼学校（a Turkmen school）参观时，他注意到那里的教职工中有不少女性教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十年之前，这块土地上，女性根本不可能受教育，也不可能拥有教职。”他讲述了塔什干城的一名妇女的故事。哈莉玛·卡莎科娃（Halima Kasakova）四十岁起才开始识字，但是现在，在革命之后，她成为了一名翻译工作者，协助外国的工程师在当地进行一些最为重要的建设工作。

不仅是在教育方面，文化上也有长足进步。休斯描述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位民间舞者塔玛拉·哈努姆（Tamara Khanum）。她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位登上舞台面对公众进行演出的女性。在革命之前，“跳舞像其他大多数生活娱乐活动一样，专属于男性”。不仅如此，那时，表演活动通常是专门提供给精英们的。在革命之后，演出是露天的，是面向所有人的娱乐。但是，女演员们的境况仍然危险，只能在守卫的警戒下演出。反动势力可能还会引发暴力事件，甚至是绑架诱拐演员。

斯大林主义对黑人解放的背弃

正如希梅纳·维加拉和茱莉亚·华莱士在他们的文章《黑人解放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Black Liberation and the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中强调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提出人民阵线战略（the strategy of the Popular Front）时，斯大林从极左主义（ultra-leftism）曲折滑向了机会主义（opportunism）。对美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USA）来说，“这意味着党要服从罗斯福政府。”成千上万黑人党员在共产党领导者对美国爱国主义的顺从中感到了背叛，因为美国的爱国主义对黑人来说只意味着压迫和恐怖。多年以来，普通的美国共产党员领导着艰难且危险的黑人解放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南方——但从那以后，共产党开始在黑人工人中失去其合法性。

最终，休斯也没能认清斯大林主义在这个备受批判的时代里的欺骗性，尽管他的同事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些迹象。例如，在莫斯科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后，当苏联制片公司停止拍摄《黑与白》时，许多演员谴责“苏联背叛了黑人”。但休斯在这段时期仍未批判苏联政体，甚至在随后签一份声明来支持莫斯科装模作样的公审(大清洗)。

在休斯的叙述中，他对宗教的看法也些许反映了这一时期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路线。他兴奋地说，在布哈拉3，“所有的旧尖塔、城墙和棚屋都将被拆除……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将拔地而起。”“宗教已经离开了尘世，走进了博物馆。”这一观点与列宁等早期苏联领导人的立场相背。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后，沙皇对穆斯林传统习俗的限制被取消：宗教学校教育普遍开展，许多法院根据伊斯兰律法裁判。然而，斯大林主义重新带来了对这些传统的压制：妇女被禁止戴头巾；公立学校从1938年开始强制推行了俄语教育。

上世纪40年代初，休斯醒悟过来，放弃了对苏联的支持，也放弃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工作。19414年的斯大林-希特勒条约（The Stalin-Hitler Pact of 1941）使他和无数社会主义者对苏联失去信心，他们不再将苏联视作世界无产者的灯塔了。尽管如此，他对上世纪30年代那场苏联之行的描述，还是深入地刻画了当时的革命社会。 

注释：

1：译诗选自袁水拍辑译《新的歌——现代美国诗选》，晨光出版公司，第100~101页

2：译者注：尽管现代体质人类学将中亚多数居民定义为高加索人种，但在休斯的观念中，肤色仍是判别人种的标准。

3：原文作“Bukahara”，系“Bukhara”之误。

4：译者注：原文如此，疑为1939。

原文链接：

https://www.leftvoice.org/langston-hughes-reflects-on-the-promise-of-the-soviet-union

作者：罗伯特·贝拉诺

译者：尤里卡在礼拜五

校对：黎明

编辑：圣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