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酒吧国有化的历史
一百年前，英国国有化了数百个酒吧，创造了一种更好的饮酒文化。
位于卡莱尔（Carlisle）的一家国营酒吧坎伯兰酒吧（Cumberland Arms）的内景。这是一个有关国营的故事。
一百年前，正值一战焦灼时，英国政府遇到了难题。那时，索姆河战役正值高潮，一个巨大的军工厂修建在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境上，占地面积超过14平方英里。约1.2万工人、外加数千名建筑工和一个军事护卫队被派到此地。
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苏格兰边境这边的格雷特纳（Gretna）附近的小镇上，离北英格兰的城市卡莱尔（Carlisle）只有一小段火车车程。由于他们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卡莱尔的酒吧成了工人和他们丰厚工资的好去处，那里的酒吧每晚接待大约5万人。卡莱尔站附近一家叫Boustead`s的酒吧，会沿着吧台排列好500杯威士忌，迎接乘火车而来的第一批下班的顾客。
到 1916 年夏天，因酗酒被定罪的人数翻了六倍。但是，酗酒带来的扰乱还不是让当局最头疼的事情。未来的首相、当时的军需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宣称，“我们正在与德意志、奥地利与醉酒作战，就我所看到的，酗酒是三个致命敌人中最厉害的。”他指出的是当时普遍的观点：酒精的影响正在阻碍生产。
禁酒令曾一度被提上议程，仅四年后，美国就在宪法里禁止酒精的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但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国的禁酒运动高潮已经过去。1908年时，上议院曾提出一项许可法案，要求关闭英格兰和威尔士9.6万家酒馆中的3万家。
但战争使得饮酒争议再一次变得非常尖锐——必须得采取一些措施。在这一背景下，被后人所熟知的卡莱尔试验（the Carlisle Experiment）诞生了。
公共酒吧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为限制战时酒精的交易，政府成立了中央管控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Board，CCB），买下卡莱尔地区的整个酒业，覆盖了500 平方英里面积，包含399家酒吧和5家啤酒厂。这些酒馆和啤酒厂的所有者得到总计90万英镑的补偿金——约合今天的 7400万英镑（译者注：相当于6.7亿人民币）。
在卡莱尔一地，CCB关闭了城中118家酒馆中的53家，直接管理剩余的65家。剩下的这些酒吧分布在坎布里亚（Cumbria）北部，并延伸至苏格兰的格雷特纳。
这一政策有两个先例。同年早些时候，在伦敦北部恩菲尔德洛克（Enfield Lock）和苏格兰东北部因弗戈登（Invergordon）两地的军工厂附近，少量酒吧就已经被国有化。不过卡莱尔是酒吧国有化规模最大的地区。
在那时，许多人担心国有化会使酒吧的乐趣被官僚和严厉的专制主义死亡之手所扼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国家管理计划”的初衷是为了保障严格的战时酒类经营法的实施。
这些酒吧由领薪水的“非利益相关的管理员”管理，他们没有要出售更多酒品的诱因刺激。这个概念来自于1860年瑞典的哥德堡系统（Gothenburg system），在该体系中，酒吧归公立信托基金所有。（今天的苏格兰仍保留了一些归公立信托基金所有的“哥德堡系统“酒吧。）
除了保持营业时间，禁止轮流请客，酒吧员工还被指示要请出已经喝醉的顾客，用大杯盛放烈酒以便稀释，不允许赊账，拒绝“不良”女性（性工作者）以及当顾客请求热饮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热饮。CCB还要求设置“无烈酒周六”来大幅减少周末城里的醉汉数量。
在这一方面，国家管理迅速达到了目标。截至九月中旬，醉汉数量迅速下降，等到了第二年五月时，醉汉就比建军工厂前还少了。
这让 1919 年来当地寻找真相的工会主义者们大受感动，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在卡莱尔地区那些被改造的公共酒吧里，我们看到了特许经营场所可以变成什么样。这些尝试成果明显，把公共酒吧改造成具有了一定尊严和美感的地方，我们很感动。”
但这仅仅是开始。在国家管理下，卡莱尔的酒吧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在计划施行的前两年利润达到了10.7万英镑。他们将很快催生出一场摆脱了一个世纪的酒吧惯例的饮酒革命，并定义了战后文化。
社会民主，社会饮酒
国有酒吧不仅运营方式不一样，在许多情况下，还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设计，以塑造新的饮酒环境，以及一种新的饮酒文化。
在此之前，当地许多酒馆条件很糟糕。狭窄，不安全，通常缺少基本设施，比如厕所等，这对于工作人员和顾客来说都是有害的。《保护酒吧》（Protecting the Pub）的作者戴维·古茨克（David Gutzke），在最近的一篇文章1中是这么描述这些“狭窄、破烂的地方”的：
在外面，你能看到好几个前门和后门，大大的广告牌，醒目的酒精广告，陈列的酒瓶，宽大、华而不实如镜子般的窗户。在里面，隔板把房间分隔成一个个狭小、单调、照明不良、没有活力、闷热、乌烟瘴气的小空间，内有浮华的装饰。穿过没有座位的吧台，一些站着喝酒的人围在柜台旁。吸烟室的顾客有座位坐，但酒的单价会更高些。无论站着喝酒还是坐着喝，在酒馆里除了喝酒都没什么别的东西：吃的、游戏、娱乐或者舒适感——都没有。一个评论家毫无偏见的称这些酒馆为“狭小的饮酒窝”。
这一切在国营下变得不一样了。隔板被去除了，为经营者和员工都换来了更好的视野。安装了良好的桌椅，减少了站饮，减少并缓和那些喧闹讨厌的男性行为，鼓励了更多女性酒客的光顾。
酒吧里引入了食物，娱乐，诸如飞镖、多米诺、斯诺克、保龄球之类的游戏。有些设有餐厅提供营养丰富的馅饼。另一些装配台球桌和草地保龄球场。有一个酒吧甚至有了电影院。
喝酒不再是全部内容了。现代酒吧不可思议地诞生于卡莱尔的摇篮中。
这一计划的缔造者哈里·雷德费恩（Harry Redfern）深受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他的艺术以及 19 世纪末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几十年内，实际上到1939年战火再燃前，雷德费恩把握住了国营的机会，发展了他“新式酒吧（new model pub）”的愿景。
15家酒馆被拆除并依他的设计重建，还有87家得到彻底改造。直到今天，你还能看到当时的遗迹，比如在卡莱尔的主干道 Botchergate 上装修华丽的坎伯兰旅店（Cumberland Inn）；还有在坎伯兰一个村的纺纱工酒吧（Spinner Arms），它的外梁上刻着奇特的动物群像。
最引人注目的是当时新建的七家模范酒吧，雷德费恩（Rdfern）和CCB视其为呈现自己愿景的典范。第一家国有酒吧格雷特纳酒馆（Gretna Tavern）开业于1916年7月，曾是卡莱尔的主要邮局。邮局柜台被改造成吧台，后面的邮件分拣室变成了一个餐厅，内有三排桌子、一个报纸栏、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带有钢琴和留声机的舞台，以供娱乐。
第二年，酒馆又进行了升级，装上了红皮座椅和油毡地毯，大幅提高了营业收入——其中 55%来自于餐饮。
然而，要说这些酒吧中最大的一家，还得是Gracie`s Bank。这家酒馆建在苏格兰边境对岸的安南（Annan），于1916年11月开业。当地人口只有五千多人，军工厂的劳动者为其增加了一千多个酒客。
Gracie`s旨在缓解小镇酒吧的拥挤状况，对于雷德费恩（Rdfern）来说，它也是一个展示酒吧可能以什么面貌呈现的机会。它在管控方面走得更远：这里不仅禁止售卖烈酒，在柜台喝酒也是不被允许的。
酒吧的色调以绿和白为主，主体是优雅的单层砖木建筑，里面用玻璃做了隔墙，配置了一个可容纳三百人的啤酒屋和一个可容纳百人的餐厅，均由十几名服务生提供全套的餐桌服务。
酒吧一端设有一个阳台，可容纳一个“中型”乐团，也可以用作茶室。另一端是游戏室，摆有两张台球桌，在里面可以玩多米诺骨牌、跳棋（draughts）和国际象棋。在门外，有一处保龄球草坪和一个球场。
主体建筑连接着一个可容纳三百人的电影院，银幕的早期粉丝可在这里欣赏到查理·卓别林、玛丽·毕克馥 (Mary Pickford)、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以及希坦·芭拉(Theda Bara)等默片演员的作品，惊叹于他们的演技。
周五周六的时候，Gracie`s 还会成为临时邮局，顾客们可在这里存取钱，还可以购买邮票，通过阳台上设立的邮筒，给战场上的爱人寄明信片。
永久的遗产
早在 1917 年 1 月，在卡莱尔计划成功后，CCB在全英国推广酒类贸易的国有化，这一争议延续到了战后。
尽管全国推广未能如愿，但国营模式进展得非常顺利，以至于这场“试验”延续到了和平时期以及后面的日子里。国有产业甚至通过并购更远地方的酒吧而得到扩大，国有产业的胜利让泰德·希斯的保守党政府感到尴尬，1973年当局最终将酒吧打包卖给了酿酒厂。
但国营计划的影响在延续。两个曾参与过CCB工作的酿酒厂领导了一场“酒吧改良运动”，这一运动受到了Redfern新式酒馆的启发。由于全国范围内更严厉的许可令，以及许多能喝酒的年轻人战死沙场，饮酒量下降了，这意味着啤酒销量的下滑。这促使酿酒厂开始改变酒馆的设计，提供餐饮娱乐，营造一个安全舒适装修良好的环境，从而吸引女性和家庭，扩大受众。
针对这一运动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一些人认为，这个运动试图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强加于无产阶级的头上。但饮酒环境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个运动部分地受到毫无疑问的自保动机的推动，那些领军人物的进步政治立场本身意味着运动所引入的变革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这一时期的酒吧仍然受到高度尊重，并经常被当作社区活动中心。有超过 90 家这样的酒吧被列入政府的《特殊建筑和历史古迹名录》（List of Buildings of Special Architectural or Historic Interest），正是这一事实的明证。
这也与自十多年前至今酒吧的关门潮形成了截然对比，目前每周会有净二十家酒吧关门。
经济萧条、禁烟令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转向连锁店吸取利润的工业结构，意味着尽管有这么多创新，社区中心的酒吧仍然在挣扎中前行。
对于五万家还在营业的酒吧中的一小部分来说，集体所有成为了解决方案，当地的社区接管了这些衰落的本地酒馆。在英国，危机中的合作酒吧从 2011 年的六家猛增到了今年（译者注：2017年）的五十多家。最近的一篇报道2指出还有九十个团体在探索建立合作酒馆。
其中大多数位于农村地区，试图遏制小镇衰落的趋势，比如最近被评为年度酒馆[3]的 George & Dragon。然而这种现象也开始在城市涌现。2014 年，布赖顿（Brighton）的 Bevy 成为了第一家住宅区的合作所有酒馆4，现在它是一个社区中枢，承办从合唱团到当地残疾人服务的各种事务。
但这些合作制酒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候，只有国家足够强大和有决心才能拯救一个产业。考虑到历史上的成功，酒吧国有化已经离开政治议程许久了。虽然听上去遥不可及，不过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首相也曾是一个遥远的议题。
作者简介：
菲尔•梅洛斯（Phil Mellows）是一名自由记者，他在博客《饮酒的政治》中谈到了饮酒政策。他是伦敦东一家酒吧老板的孙子，从事酒吧和酿酒方面的写作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脚注：
[3]: pub of the year，
原文链接：
https://jacobinmag.com/2017/10/pubs-drinking-nationalization-state-ownership
译者：小钻风
校对：李翔宇 周原
**编辑：圣光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