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及其解答

任何试图变革现存秩序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社会理想，无论这种理想是现实的，还是纯粹“乌托邦式”的。

《雅各宾》杂志上的一篇纪念不久去世的埃里克·赖特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对社会主义究竟还有多大可能性满腹狐疑，甚至也说不上社会主义本身代表着什么样的制度设计。 这些情绪反映在政治实践中自然会令人垂头丧气。为此，埃里克发起了他学术生涯中另一个大型项目，即‘真实的乌托邦系列’。

这一项目的初衷是简单的：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沿袭马克思本人对‘给未来社会描绘详细蓝图’这一做法的厌恶，避免制造任何乌托邦童话。但埃里克认识到，刻板地拒绝想象任何具体的社会模式，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包袱。 你不可能一面要求人们为了更好的明天抛头颅洒热血，一面又不告诉他们斗争的目的究竟是建立什么东西，只谈论一些抽象的原则。人们需要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另一种可能性究竟是什么。 ”（引自：《埃里克·奥林·赖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坚持》 | 政见CNPolitics）

诚如埃里克所言，传统社会主义失败让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欠下了沉重的制度债务，在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捍卫基本的立场和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勾勒出“真实乌托邦”的轮廓，指引当下的变革。没有这样的理想图景和论证这一图景所需要的强大的理论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重新获得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幸运的是，不少社会主义者不但提出了新的制度设计，而且敢于面对各种批判意见，在科学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回应。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克肖特，就是当前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本公众号之前已经翻译了他的多篇文章。下文是他对一些质疑的回应，供参考。

在后苏联时期，左派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这种情况，部分地是对当时形势的反应，但部分地也是觉察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真正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者自己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真正的解答，而西方社会主义者们在这方面除了那些陈词滥调之外再也吐不出半个字来了，于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观点似乎显得尤为可信。我将着眼于其中一些实际的问题试着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协调

对于前苏联来说，计划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往往离不开庞大而又繁冗的官僚主义式的工作，于是，计划经济天生比市场经济缺乏效率——这个针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批评便由此而来了。如果一个经济体当中包含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种不同的产品，那么中央计划机构便无法想象怎么对所有这些产品做到历历在案，了若指掌。作为替代方案，他们只能被迫为不同行业的总产出设定目标。对于一些像燃气或电力这样的行业来说这么做并没有问题。电力和燃气都是同质性很高的行业，一千瓦特就是一千瓦特，毫无争议。但是即使是对于另一种主要行业，像钢铁业，其行业内部却是种类繁多，像压制板材和钢条的不同，拉伸强度的不同所带来的钢材品级的不同等等。如果计划制定者不能细分跟踪钢铁行业内所有不同的种类，而只是以吨为单位给轧钢厂设定一个目标，那么这些轧钢厂将只会尽其所能地生产最容易生产的那一类产品。

钢铁行业的例子不免有一些牵强，传统的行政手段仍然可以很巧妙而快速地处理这种程度的差异。计划制定者依旧可以根据不同种类的钢材来制定生产的吨量目标。但是，当你把眼光转向衣服、碗碟等等这类产品范围宽广的日常消费品的时候，生产目标就开始根据货币产量来制定了。

针对日常消费品的计划将会规定衣服、家具等行业的产值增长额度。这种增长额度将会转化为什么则取决于价格结构。为了防止企业对于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耍一些其他形式的花招，价格在经济上制定得贴合实际是尤为重要的。如果椅子的价格定得远高于了桌子，那么工厂致力于生产椅子显然是更为划算的。

通过诉诸于制定货币目标的手段，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正在向米塞斯的部分观点让步。米塞斯早已宣称过，对于一切合理运行的经济来说，货币计算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正是计划制定者们所采用的手段。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计划者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合理的价格，只有竞争性市场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计划需要总量计算，总量计算就意味着制定货币目标，而制定货币目标又需要理性的价格，最后，理性的价格需要市场。然而一旦你有了市场，你就完全不需要计划了。辨证地讲，计划就意味着计划被取代。（译者注：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书中。他认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的经济计算的可能性在于用货币表现的价格提供了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在米塞斯的观念中，经济计算的实质并不在于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即资源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货币价格工具，才能进行经济计算，这意味着必须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货币价格，必须有货币工资和利息率。当然他也承认，以劳动时间代替货币来完成指标性工作是“看上去最可行的”，但米塞斯认为劳动首先无法衡量一切资源尤其是不依赖人力获取的自然资源，其次得到合适的劳动指标仍然要靠市场而不是一个计划机关的运算，最后状况是时时改变的，静态计算得到的指标无法再多变环境下适用。因此他认为，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值得强调的是，市场与计划的效率问题是一个主要的理论争论。在苏联后期的日子里，有很多轶事能够作为论据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论点。但是即使是与典型的苏联计划经济相比，在当时能够表明市场的宏观经济效率更高的实际证据也是极为少见的。唯一一个能够在长期经济增长率上超过苏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就是日本，而日本的经济模式也与无计划的资本主义模式相差较远。相比于从20世纪20年代的同一经济水平上出发的其他国家，苏联的经济增长要快得多。有人可能会说，这得归功于计划体制的宏观经济优势：即可以通过消除未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来刺激更高的投资率。这种计划带来的宏观经济的优势有可能超过了任何与计划有关的微观经济上的低效。

市场体制可能优于计划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于中国，这无疑也是中国正统的经济学观点。中国人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的同时利用市场的微观经济效率来发展经济。他们引用自邓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中国自邓以来已经走上了一条重商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工人贫困化的后果，工人生产的产品被出口到美国，换来的只是美元。而美元对于中国工人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尽管它确实使得中国的私人企业能够收购美国的资产。从中国的国家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更为细微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国企也可以用产品换美元然后来收购海外企业，但这样做是否具有长期利益是有待商榷的，因为真正可以用来改善中国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产品已经被牺牲掉了。

历史地来看，拥有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中国可以避免遭受西方曾强加于苏联身上的技术禁令，从而使得中国可以在制造业技术上完成快速追赶。由于中国在一些大规模生产领域上正在赶超美国，所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带来的优势已然不再显著，合理的做法是转向更高水平的国内消费、提高工资待遇，中国的确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与德国不同。中国在后邓时代所经历的增长优势，不是来自于微观经济的效率，可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能够进口最新的生产技术，而这是此前所有没有的。但是亲市场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便是急剧地加深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国内一批新的亿万富翁阶层的诞生。而这反过来又造成了相应的政治压力，即要求扩大私有制，并且对国有企业仍旧占据着的主导地位造成了破坏。

那么问题来了，是否有一种计划体制可以在产品范围高度多样的现代经济中运转自如？这样的计划如何克服米塞斯有关社会主义计算的观点？我和其他一些人自从80年代末1以来就一直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批判集中在需要对多种可选生产方案的成本进行比较上。除非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就无法选出最具效率的方案。我们对此的回应是，劳动时间不仅仅是米塞斯原则上所承认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更重要的在于，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维护和更新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每一项劳动力成本的最新数据是完全可能的。有了这些劳动力成本数据的帮助，工厂就可以依靠这些数据来选择生产技术，从这方面讲，这些数据起着和价格相同的作用。

劳动价值也存在像价格等其他任何一种量化手段一样所具有的缺陷，因为对于生产的约束条件是复杂多元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上的考虑都会限制我们的生产。没有哪个单一的量化手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早在30年代的时候，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解决了如何处理像这样的多元条件约束的问题。坎托罗维奇提出了一个完全通用的技术，来解决在受制于包括劳动时间在内的多种约束的条件下如何达成社会主义计划的问题。2坎托罗维奇的方法是一种实物计算的形式，即非货币计算。但在他有生之年，在苏联全经济范围内使用这个方法并不现实，这是因为当时的计算资源还比较欠缺（也就是说，当时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不够——译者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已经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了。在Francis Spufford的小说《红色丰裕》（Red Plenty）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很不错的通俗介绍。

于是，由米塞斯提出的没有货币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这一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解决方案在苏联不可行的原因有二：a)苏联不具备计算机技术；b)这一方案将涉及用不可交易的劳动券来代替货币计算和支付。而这将是迈向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的激进的一步。

平等

使用劳动时间进行经济核算这一方式将会揭开或说消除蒙在社会关系上的那层神秘面纱。劳动券将不是那种人与一个名为金钱的客观“物体”的关系，而是明确的表示包含于其中的是人们的生活。如果我每工作一小时就可以获得一小时的社会劳动信用点数，并且可以用这一小时的信用点数获得花费了一小时而生产出来的商品，那么很显然，我正在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参与到社会交换中。如果相反，我一小时的工作只得到了40分钟的社会信用点数，那么这里面显然是有些什么猫腻的。如果这差额是因为我的投票权而收取的33%的个人所得税造成的，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相反地，如果我看到有一些人工作了一小时却获得了多于一小时的社会信用点数，那么我将会要问一些不那么客气的问题了。

劳动时间核算有一个平等和公平的假定。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多于他的实际劳动量的信用点数，那么这种情况先验的含义就是，这里边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因此，采用这种核算方式将会对平等化产生巨大的强制力，比如不同工种之间的平等化，男女平等。显而易见，劳动时间核算会完全消除不劳而获的资本收入的可能性。它会制定出一条道德律令，即劳动是惟一合法的收入来源。任何其他的收入，给老人的、给病人的、给抚养小孩的家庭的，都必须是来自于对劳动者收入的扣除，而这种扣除必须是明确的，自愿的。

劳动券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废除非劳动所得而有益于全体劳动者；劳动券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透明般清晰；它是平等的，确保了所有劳动都被平等计算。最后可以确信的一点是，劳动券从未在20世纪的官僚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被采用。什么样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愿意看到自己的工作和一个仅仅是体力工人的工作相同呢？

上述的方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创：在我们其他的文章里有详细的论述，但在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在对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者纲领草案的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这些建议，我们只是按照其原本的意思作出了详细解释而已。

假定人们拥有只能抵销而不能流通信用额度的电子劳动信用卡。3你不能把信用点数付给另一个人的账户，但可以从公社的商店中购买东西。这就会完全消除黑市存在的可能性。

至关重要的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分配要切合实际。社会主义政府必须拒绝这种诱惑，那就是低估公社商店中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被低估了，那么劳动信用点数的购买力就会过剩。如果耗费了3亿个人·时所生产的面包却以1亿人·时出售，那么过剩的2亿信用点数将会流向面包师、磨坊和农民等等。我们从以往痛苦的经历中可以得知，这种价值低估会导致排长队和显而易见的短缺。

如果商品所蕴含的劳动量和价格相等，那么销售和实际生产的偏差就可用于实时调整计划目标，把需求低于实际产量的产品的劳动力重新分配到那些正处于售缺的产品生产中去。

因为环境因素，计划经济中仍旧会出现分配价格和劳动量的偏差。如果这个计划体系中有一个限制，即化石燃料的总产量必须每年下降2%，那么计划委员会就不得不要么将燃料的分配价格提高到它所含有的劳动量之上，要么就实行汽油的定量配给。如果给汽油分配了附加费用，那么不含化石燃料的商品就不得不以折扣价出售给消费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商品的标签上注明折扣或者环境保护附加费。

只有满足了特定条件的商品和服务才会进行共产主义式的免费分配：

•该商品或服务的实际分配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决策或排队来定量配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是这么做的。只有在医生决定你需要并且你自己也愿意排队等候情况下，你才可以获得免费的治疗。这样就可以排除把资源浪费在诸如阴茎或乳房扩大手术这样的地方。

•该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使用是易于预先计算的。我们知道小学教育的需求是由达到学龄儿童的数量决定的。那么就可以让免费学校的需求刚好增长到这一数量限制为止。

•正在使用的资源所产生的商品或服务，不免费提供的话就浪费掉了。例如苏联曾提供的免费供热区域的热量就来自于发电站的余热；在高峰时段以外为领取养老金的人提供免费的外出旅行；一旦基础设施建立好就可以免费使用互联网。

剩余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一种独特的提取剩余的形式。剩余的数量取决于对专门用于劳动人口再生产的劳动力和用于其他活动的劳动力的计划分配。这正好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相反，资本主义首要的是把增加的价值在工资和利润上进行货币分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工资和利润，在再生产和其他活动上进行的劳动力分配就会作为次一级的效果而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分配则是第一位的。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了货币，却免费提供许多服务，那么就必须平衡流入消费品的社会劳动量和工人手里来自工资的货币需求。因为一部分的社会工作日已经分派到免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并且另一部分用于新建筑、基础设施以及机器的积累，那么工人阶级可以自行处置的收入就必须被限制，要与生产消费品所花费的工作时长在货币意义上相等。

上述问题有许多在原则上可以行得通的办法：

•以盈利或者加价的方式出售消费品。因为获得的利润会增加给国营工厂，所以这些利润可以成为政府收入并用来给免费服务提供资金，或者用做积累等等。在苏联，这种方式被正式作为流转税而向所有国营工厂征收。

•征收营业税，也就是像增值税一样以销售价格的百分比形式来征收。4营业税和流转税都是间接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不同的阶段进行收税：在生产阶段还是在销售阶段。

•向雇员征收所得税或人头税。这是马克思一贯倡导的政策。5

我认为有充分的论据来支持最后一个选择。最初，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需要交纳所得税的说法在政治上颇为流行，但其所言非实，只不过是因为有间接税的存在。工资依旧是被压低到一个水平，以容许将流转税用来给国家服务提供资金，所以人们带回家的薪酬并不会更多一些。直接扣减的个人所得税让工资的减少更为肉眼可见，但是相反的是，眼见为实的东西更易于理解，所以也就更易于去做出公开民主的决策。6

但是比低工资更为严重的是，压低工资以用利润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政策给经济效率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假设，40%的劳动用于积累，30%用于免费服务，30%用于消费品生产。那么工资就不得不只占实际劳动价值的30%。一周工作40小时的平均工资将只能获得等价于12小时的货币。这使得劳动力显得便宜得有点不正常。如果机器的价格和它的全部价值相等，折旧量是每周40个小时的话，那么工厂管理将会理性地选择使用4个工人而不是1台机器和1个工人。

机械化生产的成本被错误估为：机器40 + 人力12 = 52

手工生产的成本误估为：48

但是这两种生产方法的成本比较正好是相反的：

机械化生产的真正价值：机器40 + 直接人力40 = 80

手工生产的需要花费4 x 40小时= 160小时

所以手工生产过程实际上对于社会的成本是机械化生产的两倍。使用直接劳动时间来进行计算就会理所当然地得出正确的答案。

苏联采用的流转税的解决方案是短期民粹主义的，这一措施阻碍了经济效率。

脚注 ：

1  Cockshott and Cottrell [1989], Cottrell and Cockshott [1993b], Cottrell et al. [2009], Cottrell and Cockshott [1993a],Peters [2000].

2，最初的论文是坎托罗维奇1960年写就的，我在2006年的文章中向现代的读者解释了坎托罗维奇的方法是怎么运作的。

3，对于这样一个相当古老的构想如何运作的问题，读者可以阅读贝拉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Looking Backward(1888)。他发明了整个信用积分卡的构想。他的卡片是基于19世纪良好的穿孔卡技术。你每个月可以获得一张新卡，每一次从商店上购买东西都会在你的卡片上穿出相应数量的代表信用点数的孔来。这个商店被想象为Argos和亚马逊的混合体。

你在商店的目录上选好商品，然后它们会直接通过气动管道装置系统被快递到家。

4，请注意，欧盟命名的增值税是德文的mehrwertsteuer，字面意思是剩余价值税。

5，See Marx and Engels [1977], Marx [1970], Marx and Guesde [1880]

6，如何实现这样一种民主预算超过了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范围，但是这是我和Zachriah 2012年所出版的书中的主题之一，我和Renaud 2010年的论文中也包含了这个主题。

译者：醋栗

*** 来源：Paulcocksh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