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战胜病毒，我们必须想象不同的世界——乔姆斯基和罗伯特·波林谈话录
我们能从疫情中学到什么教训？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以继续前进？诺姆·乔姆斯基和罗伯特·波林会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新冠疾病（COVID-19）使全世界措手不及。尽管最近20国集团（G20）领导人保证，要向全球经济中注入5万亿美元以刺激经济恢复，但疫情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仍是巨大的。
但是我们能从这次的疫情中学到什么教训呢？新冠危机会通向一个新的组织社会的途径吗？即可以设想一种人民高于利润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这场与「说出真相」（Truthout，译者注：美国一家非盈利的进步新闻组织）的独家专访中，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讨论了这些问题。
C. J. Polychroniou （译者注：访谈主持人） ：诺姆，我们能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全球健康危机中汲取到哪些更深刻的教训？
乔姆斯基： 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从2003年由一种和COVID-19相似的冠状病毒造成的非典疫情以来，科学家已经预测会有大流行病的发生。他们也预测未来会有更进一步和可能更糟的大流行病。如果我们希望预防之后的疫情，我们应该因此质问这种情况何以发生，并改变错误的地方。 从灾难的根源到针对一些具体国家的问题，在许多层面都有可吸取的教训。我会聚焦于美国，因为在应对危机的能力方面，它是最差劲的，尽管这么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基本因素是很清楚的。巨大的市场失败是造成损害的根源，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则加重了这一损害。 美国有许多特殊之处，从它的灾难性的卫生系统和薄弱的社会公平（几乎是经合组织中（OECD）中最差劲的），一直到接管了联邦政府的破碎球式的政治力量。
图片* 来源：https://stream.org/after-the-wrecking-ball/
我们很快就鉴定出了引起SARS的病毒。也研制了疫苗，但是我们没有坚持完成测试阶段。那些医药公司几乎毫无兴趣：他们依照市场信号行动，而投入资源用于抵挡一些预期中的灾难几乎是无利可图的。最为严峻的紧急问题显著地证明了总体的失败：呼吸机的缺乏，是一个致命的失败，它迫使医生和护士要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即“要杀死谁”。
奥巴马政府曾认识到了这个潜在的问题。它从一家小公司那里订购了一批物美价廉的呼吸机，但是随后这家公司就被另一个大公司柯惠医疗（Covidien）收购了，这个项目因此而搁浅，显然，这是因为低价产品可能会和它自家的高成本的呼吸机竞争。随后该公司告知政府，由于利润不足它想要撤销合同。
目前为止，还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逻辑。但是就在这时，新自由主义的病态又给予我们沉重一击。政府本来可以介入的，但是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宣称的那个甚嚣尘上的信条所禁锢了，即“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于是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们应该稍作暂停，考虑一下这句惯用套话的意义。实际上，它意味着当公众福利遇到危险时，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很明显，政府是私人财富和公司权力遇到问题时的答案。里根任期及以来，这句话无数次被提到，没有必要再回顾这句话了。“政府是恶” 的咒语和“自由市场”的夸耀是差不多的，都可以为适应资本扩张而随意解释。
新自由主义学说也进入了私营部门。商业模式需要“效率”意味着最大化利润，结果糟糕透顶。对私有化的卫生系统来说，这就意味着没有备用的产能 ：在正常情形下也只是勉强够用，然而即便那样的极简模式，病人身上高昂的花费还是给企业带来了不错的资产负债表（还因为管理得当得到巨额奖赏）。当意外来临时，只能自认倒霉了。
这些通行的商业准则在整个经济中有着大量影响。最严峻的影响关系到气候危机，其重要性能使当下的病毒危机黯然失色。石油燃料公司从事商业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生存，他们不关心这个。他们持续不断地寻找着新的油田加以开发利用。他们不仅不在可持续能源上花费资源，还取消了那些有利可图的可持续能源计划，因为通过加速大规模破坏他们可以赚取更多的钱。
白宫掌握在一堆可怕的匪徒手中。它火上浇油，尽职尽责地使化石燃料的使用最大化，并且为他们得意洋洋地冲向深渊的跑道清除障碍。
被称为“宇宙的主宰们”的达沃斯那一群人的反应是有教育性的。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粗俗，这会弄脏他们追求的文明的人道主义的图景。但是当特朗普作为主讲嘉宾夸夸其谈时他们又热烈地给他鼓掌，这不过是认识到特朗普很明白如何填满他们的口袋。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除非有着彻底的方向性的转变，不然我们今日所见就是明日的赤裸裸的预告。
说回到疫情，早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它正在到来。特朗普用他的独特方式做出了回应。在他的任期内，卫生健康相关的政府部门的预算被削减。时间点很微妙：“在新型冠状病毒被认为已经在中国武汉开启了它的致命进军前的两个月，特朗普政府终止了一项2亿美元的大流行病预警计划，该计划致力于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提供培训，以察觉这样一种威胁并对其做出回应”，这是特朗普煽动 “黄祸论”（Yellow Peril）火焰的前兆，其目的是为了把公众的视线从他那灾难性的表现上转移开来。
令人震惊的是，在疫情已经全面爆发后，削减资金的过程仍在继续。2月10日，白宫发布了其新的预算，四面楚歌的医疗系统（实际上是任何可能有益于群众的事物）又一次遭到了经费削减，然而“预算将用于支持美国的石油燃料‘能源繁荣’，包括天然气和原油生产的增长。”
也许有可以精确描述这种系统性恶意 的文字，但是我找不到。美国人民也是特朗普式价值观的靶子。尽管国会和医生行业不停地在抗辩，特朗普没有动用国防生产法来命令企业生产急需的设备，并且宣称，这是迫不得已（“break the glass”）的最后手段，为疫情动用国防生产法将会把美国变成委内瑞拉那样的国家。但是事实上，纽约时报指出，国防生产法为了军事行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已经被启用了成千上万次”。不知道这个国家在“自由企业体系”（“free enterprise system”）下该如何从这次冲击中幸存下来。
只是拒绝采取措施获得所需的医疗设备还不够。白宫还要确保设备的库存会被耗尽。一份由国会女议员凯蒂·波特（Katie Porter）所做的对政府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1月到2月，美国呼吸机出口额上涨了22.7%，且2020年2月“美国口罩对中国的出口额与2019年月均相比上涨了1094%”。
这份研究继续写道：
近至3月2日，特朗普政府仍在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医疗供应的出口，尤其是对中国。然而，同期的美国政府已经充分的意识到了COVID-19的危害以及对于额外的呼吸机和口罩的需要的可能。
大卫·达因（David Dayen）在美国瞭望杂志（The American Prospect）中评论道：“因此在今年的前两月里，生产厂家和中间商通过把医疗供应运送给国外以获利，然后现在他们再把那些物品运回来从而在接下来的两月内赚取更多的钱。贸易不平衡优于自给自足和市场弹性。”
即将到来的危险是毋庸置疑的。10月，一份高级研究揭露了大流行病威胁的本质。12月31日，中国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一种肺炎疑似症状的爆发。一周后，又报道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并对其基因组成功测序，再一次为公众提供了信息。接着几周，中国并没有透露危机的规模，之后声称这种推迟是由于当地官僚未通知中央政府的失败导致的，这份声明被美国分析人士所确认。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了。特别的是，对美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整个一月二月都在敲白宫的大门，试图引起总统的注意。但无济于事。他不是在打高尔夫就是在电视上自吹自擂，声称他比世界上任何人做得都要多来阻止危机。
知识分子并不是唯一一群试图唤醒白宫的人。正如纽约时报报道，“一位顶级白宫顾问皮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一月底就毫无掩饰地警告特朗普政府官员，新冠病毒危机可能使美国损失数万亿美元，还会让数百万美国人陷于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之中……正如中国传来的信息所显示的那样，会威胁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
这当然无济于事。当我们“亲爱的领导人”（the Dear Leader）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跳来跳去的同时——这是不祥的征兆，我们已经损失了几个月，而共和党的拥趸还在兴高采烈地为每一步喝彩。
当事实最终无法否定时，特朗普给全世界说他才是第一个发现疫情的人，一切都在他强有力的掌控之中了。从头到尾，这样的表演都被他周围的谄媚者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话筒忠实地重复和模仿着。在一段有趣的对话中，福克斯新闻似乎也是他获得信息和意见的来源。
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的。不只是美国的知识分子明白中国提供的早期信息。中国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也立即做出了反应，台湾的行动十分高效，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也是如此。新西兰立即下令限制活动，并且似乎差不多消除了流行病。
大多数欧洲国家犹豫不决，但是组织得更好的社会做出了反应。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低的报告死亡率，得益于其保留的备用产能。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挪威和其它一些国家。欧盟拒绝富裕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暴露了它的文明水平。但幸运的是，这些其他国家可以仰仗古巴 对他们的救援，提供医生，同时，中国提供了医疗设备。
自始至终，有许多需要吸取的教训。至关重要的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自毁特征以及由于新自由主义瘟疫导致的额外损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杰出人物引用正确的经济学法则解释说，这场危机使人们看到，将决策机制交给那些不负责任的私人机关所带来的极大的危险，这些机关只专注于自己那庄严的职责——贪婪。
对美国而言，还有一些特殊的教训。之前已经提过，美国在经合组织（OCED）国家的社会公正措施排名中几乎是垫底的。其私有化的以营利为目的、追逐商业效率模式的医疗系统是一场灾难，人均医疗成本是同等国家的两倍，并且其中有些医疗结果是里面最差的。我们没有理由活在这样的医疗体系之下。可以肯定的是，该是学习和追赶其它国家的水平、设立人性化和有效的普遍医疗体系的时候了。
还有其它简单易行的可以立即采取的措施。而那些公司又一次地奔向国家保姆以获得紧急救助。如果得以批准，那就应该施加以严格的条件：危机期间工人没有奖金和赔偿；永久禁止股票回购和利用避税天堂，这些都是抢劫公众财富的形式，可多达数十万亿美元。这并非小小的改变，是可行的吗？毫无疑问是可行的，那一度就是法律，是强制实施的，直到里根破了例。还应该要求那些公司在管理层加入工人代表并且要求他们严格发放最低生活工资，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想到的约束条件。
有许多进一步的短期措施相当可行并且易于扩展。但是除此以外，危机还提供了重新思考和重塑我们世界的机会。统治者们已经专注于这项任务了，如果他们没有被联结起来的大众力量所反击和击败，我们就会进入一个丑恶得多的世界，一个或许不会生存太久的世界。
统治者们惴惴不安。农民们正在拾起他们的长杈，公司总部的语调也随之发生着变化。高级主管们也加入进来了，表现出他们是如此和蔼可亲的人，在他们体贴入微的手中，所有人的健康快乐和安全可以得到保证。他们宣称，是时候让公司文化和实践变得更具关怀性了，不仅是关心股东（大部分非常富有）的收益，也要关心参与者，也就是工人和社区的利益。这就是1月份的达沃斯会议的根本主题。
他们没有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过去已经听过这种好话了。在20世纪50年代，这句话的表达是“深情的公司”。多深情啊，没多久就发现了。
C. J. Polychroniou：鲍勃，你能帮我们了解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吗？社会经济方面所受到的冲击有多严重？以及谁可能被影响得最深？
罗伯特·波林： COVID-19造成的经济崩塌的致命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4月4日这一个礼拜，有660万人提交了失业保险的初期申请。上一周是690万人，上上周是330万人。在这三周之前，提交申请的最高人数出现在1982年10月，当时处于罗纳德·里根双谷经济衰退时期（Double-Dip Recession）。那时，申请记录的数字累计到达650,000。1982年和今日的不同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即便是我们考虑到今日和1982年美国劳动力的相对规模。这样，1982年65万失业保险申请占美国劳动力的0.6%。4月第一周提交申请的660万人以及之前一周的690万人都各自整整占据全美劳动力的4%。所以在劳动力百分比方面，这几周的失业申请比之前1982年的记录多出了7倍。过去三周的失业保险申请总计1680万，新增失业人口占据美国劳动力超过10%。预期这个数据在接下来的数周会持续上涨，可能会将失业率推高到20%，这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个深渊以来未曾见过的数据。
美国失业人民的情况更糟，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拥有的是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这份保险现在没了（译者注：失业便不能享受这种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3月27日特朗普签署的经济刺激法案并没有为正在治疗的感染者提供资金。彼得森-凯泽家庭基金会（The Peterson-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估计治疗可能花费多达20,000美元，即使是拥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的人可能最终也要自己掏1,300美元。因此，完全处于公司统治的精神以及极度不公的美国医疗制度之下，COVID-19会袭击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而且就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还要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如果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今日已经在美国实施，那么每个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被医保完全覆盖。
除了失业人们的情况，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一线重要职业岗位上工作的人们的情况。这些人正因为出来工作而置身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一份来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译者注：CEPR，位于华盛顿），由Hye Jin Rho，Hayley Brown和Shawn Fremstad撰写的报告显示，目前正在响应一线的六类主要行业雇佣了超过3000万美国工人（将近全美劳动力的20%）。这些工人其中包括杂货店收银员、护士、清洁工、仓库工人和公交车司机。整整65%都是女性。与这个比例不相称的是，她们是薪资很低并且缺乏医疗保险。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人正暴露于高度的感染风险中，如果他们真的被感染了，其未来将面临除健康危机之外的严峻的财务危机。
新冠病毒也最残忍地打击了美国的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社区。因此，在伊利诺伊州，由COVID-19造成的所有死亡人数中非裔美国人占比超过一半，即便同时他们只占据全州人口的14% 。在路易斯安那州，迄今70%的死亡是非裔美国人，尽管他们的比重只有人口总数的32%。其它州也都大致如此。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无法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和不工作在家这样的同样方式来保护自己。
尽管对于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中的人们来说目前形势严峻，然而当病毒开始在诸如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当中传播的时候，他们的情况似乎比较温和，但是，它几乎是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冲击。首先，保持社交距离和自我隔离的策略在高收入国家已经相对比较有效地降低了传染率，但是这些策略在贫穷的社区中大部分不可能实施，比如在德里（Delhi）、内罗毕（Nairobi）或利马（Lima），因为这些社区的人们大部分生活在非常拥挤的住所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管去哪里都必须依赖拥挤的公共交通，包括上班通勤，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在家待业的成本。这个问题还因为这些职业的工作条件而更加复杂。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大约70%的就业是非正式的，意味着工人无法享受雇主提供的福利，包括带薪病假。正如印度经济学家C.P. Chandrasekhar和Jayati Ghosh写道，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毋庸置疑地对任何经济低迷最为脆弱敏感。当这样的经济下行在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灾难之后到来时，忧虑无疑是成倍地增加。”
而且，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本来只拥有极度有限的公共卫生预算，而且已经被旅游业滑坡与出口收入和汇款的急剧下滑而重创。因此，近几周已经有85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请求短期紧急援助，这个数字大概是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中此类请求的两倍。情况很可能非常迅速地恶化。
C. J. Polychroniou：诺姆，新冠会终结全球化吗？
诺姆·乔姆斯基： 某些形式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有记录的历史，实际上还可以更远。并且全球化还会继续。问题是，以怎样的形式？例如，举个例子，有一个是否要将一些企业从印第安纳州转移到墨西哥北部的问题。
谁来决定？纽约还是芝加哥的银行家？或许是工人和社区？甚至可能和墨西哥那边一起协调。人们之间有各种关联，他们中也有利益冲突，但是这个利益冲突不是和地图上的颜色相对应的。当需要团结起来对抗全球危机时，各国相互竞争的利欲熏心的场景凸显了结束基于利润的全球化以及构建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必要，如果我们希望逃脱灭亡的命运的话。这场危机正在提供许多机会，以使得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可以设想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并且继续前进去创造它。
新冠病毒可能改变高度脆弱的国际经济体系。 这套体系是近些年形成的，由利益驱动，并且毫不考虑表现出的代价，例如由于复杂供应链内的交易导致的巨大的环境破坏，更不用提对生命和社区的破坏。所有这些都很可能将被重塑，但是我们仍要询问，以及回答，谁是领导角色的问题。
有一些朝着服务人民的国际主义而不是朝着集权前进的方法。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大学经济系著名教授）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发出呼吁，要建立进步的国际化，与特朗普政府正在打造的那些反动国家的全球化作斗争。
同样的努力可以采取多样的形式。工会仍然被称作“国际组织”，使人回忆起那些梦想，那些并非定要被闲置的梦想。有时的确并非如此。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译者注，原文为Longshoremen，应是指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简称ILA，该工会代表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墨西哥湾沿岸，大湖区，波多黎各和内陆水道的码头工人）拒绝卸货正是国际团结的行动。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层面，都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团结的例子。国家层面，没有什么能与古巴的国际主义相比。从皮耶罗·葛雷杰斯（Piero Gleijese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深度描述的古巴在南非解放中所起到的非凡作用，到2005年毁灭性的地震后古巴医生在巴基斯坦的工作，再到今日帮助欧盟克服其防疫工作的失败。
在民众层面，我不知道有什么能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民对中美洲的声援洪流相比。那是为了帮助里根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以及在他支持下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参与进来了，其中最专注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美国农村的教会群体。以我的了解，在之前的帝国主义历史中没有过这样类似的事。
总之，全球的交流和融合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一些值得高度称赞，并应该积极效仿。
C. J. Polychroniou：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对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衰退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经过国会批准预备投入2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鲍勃，这足够吗？这笔资金是否能测试出美国还能承受的负债的极限？
罗伯特·波林： 特朗普3月签署的刺激项目是美国历史上此类政策中最大的。2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GDP的10%，政府准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将其迅速分配掉。作为对比，2009年奥巴马两年的财政刺激预算是8000亿美元，或者说是两年中每年GDP的约3%。
尽管此次刺激的规模史无前例，然而不难看出当下的刺激计划还是太小了，并且因此在大多数重要的方面将鲜有成效。 这时，将一切事情综合起来，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次的刺激给那些大型美国企业和华尔街提供了巨大的捐赠。也就是说这批人和11年前受益于奥巴马刺激计划以及相应的华尔街紧急援助的是同一批人。我之前指出的事实是，此次刺激计划并不给受到COVID-19感染的人提供医疗支持 。它也只为前线抗击病毒的医院、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最低程度的额外支持。随着衰退扎稳脚跟，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经历税收的急剧下滑，包括收入所得税、销售税和财产税。在2007-09大衰退期间，州和地方的税收下跌了13%。我们能预期现在的跌落至少有同等的严重程度。由于缺少来自联邦政府的大规模的资金注入，即大概三倍于目前为止通过刺激获得的分配额，州以及地方政府会被迫进行大规模的预算缩减以及裁员，包括学校老师、医疗保健领域的工人和警察，这些人代表着工资单开销的大头。
甚至是特朗普政府看起来也认识到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太小了。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国会的民主党人都已经在讨论又一项数额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美国的确有维持借入这些巨额款项的能力。在外界的考量中，正像2007-09大衰退中那样，美国政府债券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市场可用的最安全的资产。这将会在全球市场为美国国债带来相较于其它信用票据的溢价。如果债务负担过高的话，美联储也有能力按需买进和有效地收回美国政府债券。没有别的国家或者任何类型的实体享有这样的特权金融地位。
在这种极其有特权的地位，美联储现在致力于为美国公司和华尔街企业提供基本上是无限和无条件的支持。事实上，仅在3月18日到31日，美联储就回购了1.14万亿美元的国债和企业债券，平均每秒超过1百万美元。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预测，到六月美联储的资产持有量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即美国GDP的60%，之后还会进一步的增长。对比来看，2007-09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债券持有量是1万亿美元。之后在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猛增至2万亿美元，而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之后几个月美联储开始出手干预的1/5。
美国和全球经济现在的确需要庞大的紧急援助，以避免无辜的人们因为疫情和经济崩溃双方面遭受痛苦。但是紧急援助需要立刻聚焦于分派给每一个人他们需要的医疗物资补给，并且保证人民财务不受损害。
从更广阔的结构性视角看，我们也需要阻止美国所享有的巨大金融特权的滥用，这样的特权支撑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厦，使其在过去的40年间一直支配着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生活。美国政府拥有必要的金融手段这个事实，使得它可以在过去11年间帮助巨头公司和华尔街两次摆脱困境。这也意味着它完全有能力控制那些最为机能失调的和反社会的私人公司。我们可以通过以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代替私人健康保险产业开始。联邦政府也可以取得，那些在接下来30年里无论如何必须使其淘汰的化石燃料产业的控股权。别的如至少部分国有化的目标应该包括那些航空公司，他们现在处于绝望的境地但却在过去的十年间滥用其96%的资金进行股票回购。那些帮助设计这种金融操作的华尔街的操纵者们，需要面对严格的条例监管以及来自大规模公共发展银行的竞争，这些银行能够为诸如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这样的项目融资。
总之，美国经济终将走出现在的危机，然而我们不能允许它又回到新自由主义的老路上去。很明显，大衰退期间，一些最大的美国企业和华尔街公司离开政府的救生支援就不能存活。现在，仅仅11年后，我们又将重映这样的历史，只不过这次是在超大电视屏上。新自由主义学说40年以来的作用便是一直纵容大企业和华尔街，这使得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开口，他们的企业社会主义（corporate socialism）就总是会有求必应。他们能随心所欲地为自己积敛利润，同时根据需要把自己的风险转移给其他每一个人。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如果这些企业还想坚持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企业主谋取最大的利润的话，那么联邦政府就需要中断他们的生命线。进步人士应该继续为这些原则而奋力斗争。
C. J. Polychroniou：诺姆，新冠疫情似乎正在使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普通人民之间的团结得以加强，也许甚至加强了我们都是地球公民的认识。很明显，新冠疫情本身并不会击败新自由主义，以及自从其降临以来就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但是你是否期待在经济和政治思想上会有一个转变？或者是社会化国家的回归？
诺姆·乔姆斯基： 那些可能性会让我们想起在大萧条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下，激进民主的有力浪潮横扫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以及统治者们采取的或是蕴含着希望或是碾碎了希望的那些措施。历史已经为今天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
疫情会冲击人们，从而使人们向往真正的国际主义，认识到治疗新自由主义瘟疫下的病态社会的必要性，接着便是针对当代病症的根源做更彻底的改造。
美国人尤其应该醒悟到孱弱的社会公正体系的残酷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我们看到，即使在主流观点政治光谱的最左端，那些诸如伯尼·桑德斯倡导的项目也会被认为对美国人来说“过于激进”，这真是太奇怪了。他的两个主要的计划呼吁普遍的医疗和免费的高等教育，这在那些发达社会以及相对贫穷一些的社会都是很正常的。
疫情应该使我们醒悟，以认识到在公正的世界里，社会枷锁（social fetters）应当被社会连结（social bonds）所代替，这些理想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理想在诸多方面的实现。那些医务工作者卓越的勇气和无私就是对人类精神源泉的鼓舞人心的贡献。在许多地方，正在形成一些相互救助的社区，他们为穷困的人提供食物并且帮助、支持老人和残疾人。
的确如此，“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普通人民之间的团结得以加强，也许甚至加强了我们都是地球公民的认识。”挑战是清楚的，也会被成功应对。在这个人类历史的严酷时刻，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些挑战，否则历史将会走向一个可耻的结尾。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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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海燕
校对：周原
编辑：圣光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