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产业帝国——澳大利亚新型数字济贫院

失业现象已经创造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产业。这些私人公司将没有稳定工作的工人安置在垃圾岗位上，从而赚取巨额利润。

人们于2016年3月21日走进澳大利亚悉尼的Centrelink办公室。(Matt King / Getty Images)

在澳大利亚，数十年的公共资金催生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这个产业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制造任何产品，也不雇佣任何劳动力。该产业里的这些晚期资本主义企业反而通过不雇佣劳动力的方式获利。这门关于失业的生意十分兴隆。

澳大利亚的新型数字济贫院正在崛起。与传统的济贫院不同，今天的数字济贫院是一个由算法、电子政务网站和零散的“以工换赈”（“Work for the Dole”，译者注：澳大利亚政府于1998年正式推行的一种工作福利制，该制度会强制要求失业者从事一些无偿工作来换取政府的失业救济金。）站点组成的无形网络。它由官僚们管理，这些官僚并不公开姓名，其所有权属于私立的就业服务提供商。这是新自由主义独特的去中心化的高压统治形式，它有两个目的：规训和惩罚失业工人，以及将福利国家的剩余部分私有化。

就业服务提供商在全澳大利亚拥有1635家分店，这一数量超过了麦当劳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的加盟店数量之和。该行业主要的受众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任何一个职位空缺，都有平均15.71名工人去申请。有超过300万人想要工作或想要更多的工作。今天，15至24岁的失业者中，有近五分之一已经失业一年以上。

从贫民到以救济为生

有这样一种神话，说十九世纪的澳大利亚是“工人的天堂”。但这一神话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英国，即现代澳大利亚所根源的那个国家的社会现实——《济贫法》和济贫院。那个时代的济贫院通常是政府管理或公共资助的机构，它向穷人提供有限的救济、住房和就业机会。进入济贫院的条件很严格，只有“应得的穷人”才被允许进入。

有两项指导原则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是功利主义的“劣等待遇”原则；其中规定，在济贫院里提供的条件必须比市场上最低的条件差。 第二项是工作测试；它要求申请人每天参加劳动活动，以证明他们的失业是真实的。

为了防止“坐吃救济”（另一个活在现代保守主义想象中的维多利亚神话，称之为“长期福利依赖”），济贫院制定的任务被设计得单调乏味，毫无吸引力。这种工作被视为感化，把靠救济度日的穷人变成理想的附庸工人。如果济贫院没有为收容者找到工作，他们就必须像他们的囚犯前辈一样，从早到晚地砸碎石或拉拔滨藜。从珀斯的“伊莱山救济院”到悉尼的“仁爱收容所”，济贫院管辖着体面的殖民社会的经济边缘地带，这是殖民地竭力规训劳动者的关键。

为了防止周期性的工人饥荒、闹事以及防止工人在政府工作的间歇通过其他手段勉强糊口，即为了维护他们劳动力的价值，这些济贫院必须建立严格纪律 。例如，阿德莱德济贫所是仿照工厂制度建造的。房间按照明确的分工进行管理，根据申请者的工作经历进行分配。

住在济贫院的人们被时刻监督着，他们要遵守精确到小时的时间表，该时间表规定了他们的任务和责任。济贫院那如同营房一样的高墙，对于工人来说，不管置身其中还是身处其外，它都是关于失业的一切糟糕事务的象征：贫穷、徒劳无功以及尊严的彻底丧失。

福利2.0版

今天的数字济贫院包含一个具有经济能力调查、服从性、监督和工作能力测试等活动的系统。这些活动对想要申请失业救济（“求职者报酬”，原文为“JobSeeker Payments”，澳大利亚的一项公共服务，为22岁到退休年龄之间的求职者提供财政扶持。）的个人是强制性的。它们由邪恶的三巨头管理，包括政府、私人就业服务产业，以及经营网站以吸收一些劳动力后备军来盈利的那些行业。

虽然数字时代并没有削弱边沁的劣等待遇原则，但它改变了该原则的应用方式。失业者不再需要走进社会福利署的办公室（澳大利亚负责社会服务的部门）亲自申请福利。实体办公室华丽变身为自助服务空间，辅以在线服务，通过浏览器或应用程序访问。

要想申请福利，申请者就必须在社会福利署创建一个在线账户并上传一系列个人信息，包括离职证明、银行账单、所有学历的证明和其他各种文件。夫妻双方必须向福利署报告他们的关系；如果一方有工作，另一方会失去申请资格，这其中暗含着依赖关系。 其对性别歧视的强化是显而易见的，有时甚至是明文规定的。申请单亲抚养费的母亲必须有一名“仲裁者”，由“仲裁者”签署一份法律文件来证明她们确实是单身。

一旦你提供了所有的信息，一个算法驱动的审查过程就开始将你的数据与均值测试标准相匹配。这一过程被设计得僵硬、令人沮丧并且不太正常。重复的错误意味着申请需要几周，有时甚至几个月才能被批准。成千上万的申请被错误地拒绝了，失业者根本得不到任何援助。

失业工人一旦被认为有资格，就会被交到1600多家私营就业服务提供商手中进行活动测试。失业工人负责管理和提交在线活动记录，这包括每天输入一个代码来确认参加了工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记录申请的工作的详细信息（无论它们是否可用或合适），以及每两周报告一次收入。因此，工作能力测试的行政负担转移到了失业者身上。这反过来又使得供应商和政府可以裁员，造成了更多的失业。

价值数十亿的产业

“积极工作”（ “Job-active”，译者注：澳大利亚一项帮助失业者找工作的服务）办事处是对白领工作场所的拙劣模仿，其纪律文化介于学校和工厂之间。你必须着正装、守时、对工作人员讲话要恭敬，在进行义务活动时要表现出对工作的谨慎和热心。在第一次见面中，你需要签署一份“工作计划”——一份概述你们的“相互义务”的模拟合同。和社工的约定拙劣模仿了绩效评估，通常包含了法官究问式的元素设计，以排除掉对工作的抗拒。

考虑到工作岗位的稀缺，私营就业服务提供商的真正目的是要训练劳动力后备军 。大多数就业服务提供商是营利性公司；他们迫使其失业客户完成“可就业成果”（ “employability outcomes”），政府会以此付给提供商报酬。这些成果可能包括参加培训课程、参加“以工换赈”（Work for the Dole）或找一个工作，即使每周只有一小时。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就业服务提供商才会真正帮助失业工人获得培训，以满足某些行业的不足。

当工人被安置就业后，不管这个工作有多糟糕或不适合，就业服务提供商都会得到大笔的报酬。 根据2018年的数据，完成“部分成果”（例如，让某人参加“以工换赈”计划）可以使农村地区的就业服务提供商净赚2000美元。完成“全部成果”（例如，让一名工人获得三个月的临时工作）可以让就业服务提供商净赚6250美元。

这个工作是否能满足求职者的需求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大约四分之一“求职者报酬”（ JobSeeker Payment）的领取者是未充分就业（译者注：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或所做的工作未能充分发挥技能）并依赖该报酬来弥补收入。拒绝接受糟糕的工作会遭到制裁或停止发放“求职者报酬”。其结果是，失业工人被分流到临时和短期工作岗位，而他们的私营就业服务供应商却赚得盆满钵满。

联邦政府每年支付约160万美元来维持这个骗局。由于没有公开完整的数据，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数字被保守估计了。根据澳大利亚失业工人联合会（AUWU）与进步智囊团「人均」（Per Capital，译者注：澳大利亚的一个智囊团，宣称是一个独立、进步的智囊团，致力于与澳大利亚的不平等斗争，建立一个基于公平、繁荣共享、社区共同体以及社会公正的新澳大利亚。）合作发表的研究报告，估计该行业在过去五年里至少赚了100亿美元。

这样的巨额收入意味着就业服务提供商有动机无视失业工人的权利。2019年参议院的质询报告指出，失业工人被迫签署放弃隐私权，并被迫从事非强制的自由劳动。 2016年，一份由资深学者撰写的报告发现，社工们背负着关键绩效指标（KPI）的重担，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惩罚、行政管理和遵从程序上面，而不是调查劳动力市场。 社工中的空气紧张，人员流动率高，再加上每个人承担着150多人的待办案件， 使得一对一的“个案社工”这个概念变得荒谬。这就导致多年来，有许多吹哨人揭露了该系统的内部运作，然后愤然离去。

简言之，这是一个人造的数十亿美元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供应商通过制造和浪费工作岗位在这个系统中博弈、竞争 。仅未来四年，政府就已为其安排了60亿美元的预算。自由党（在澳大利亚工党的支持下）没有提高失业救济金或降低失业率，而是建立了一个失业的产业帝国。

除了接受政府的报酬外，经营“以工换赈”网站的这些企业还被允许对安置在他们身边的失业工人进行超级剥削。尽管如此，在那里的工作也并不被要求必须是创造价值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雇主本应为员工提供工作经验的，正如前总理托尼·艾博特（Tony Abbot）所说，雇主可以“先试后买”。

“以工代赈”的工种差别很大，从在旧货店整理衣服，到厨房帮工，到在动物园铺路，或是在展览场地做清洁。有时还包括荒谬的“培训课程”，不提供任何证书和实质上的培训。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失业工人被迫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咖啡制作课程”，却从未接触到咖啡机。也许其中最令人愤慨的案例是“以工代赈”的一个青年项目，名为“雇佣预备试验”（PaTH，Prepare-Trial-Hire），在该项目中，25岁以下的工人会获得主要是一些连锁餐厅的实习机会，其时薪仅仅只有4 美元——而法定的行业最低标准为15 美元。

最糟糕的是，“以工代赈”网站提供的工作往往是危险的。安永事务所（Ernst&Young，译者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是一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跨国性专业服务公司，与普华永道、德勤和毕马威合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审计发现，64%的“以工代赈”网站不符合适当的安全标准。当失业者被要求每两周工作五十个小时以上，一年工作六个月以上，在那些依靠政府拨款和过度剥削而生存的企业中，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而事实上，悲剧确实在2016年发生了，当时18岁的乔希·帕克·芬格（Josh Park-Fing）在图文巴（Toowoomba）的展览场地承担“以工换赈”工作时去世。

失业产业迫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工人在数字济贫院和毫无保障的工作之间做选择，无论是什么工作，无论这工作多么糟糕。于是，20世纪工人所赢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历史性改善，正在被失业产业所破坏。这是一个剥削失业者以谋私利的产业，所有工人——无论是就业者还是失业者——都有责任立即行动起来，摧毁它！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2/australia-digital-workhouse-work-for-the-dole-unemployment

*** 翻译：左钱方**

校对：黎明   周原

编辑：圣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