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东德时期的公共住房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大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430万德国人从国外的占领区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感到，有责任在废墟上重建国家。这也是一个机会，来展示大众公共住房计划的价值。
支撑这种公共住房主张的主要理论是：住房不是商品。 容克地主阶级坐拥大量土地，成了纳粹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他们一代一代的剥削，最终导致了将其土地无偿国有化的要求。这为统一社会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充足的土地资源，使其能够推行公共住房计划。
战争结束后，最优先考虑的是立刻提供住房——而不管其质量如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德国东部地区是战争期间受损最严重的地区，柏林、德累斯顿等城市已经面目全非。然而，在大规模实行国家住房计划的同时，还对现有房产进行了严格监管——租金被冻结在1936年的水平，地主的房子被重新分配给人民。从那时起，政府开始压制地主对其住房地产的处置权。
不幸的是，住房建设起初很慢。这是因为，东德承担了对苏联的主要战争赔偿，而西德几乎没有承担什么。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居民人数下降，20世纪50年代的住房需求有所缓解。根据施密特和里特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衰》（Schmidt and Ritt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cialist Welfare State”），“现有的建筑物非常陈旧。1958年，东德住房的平均已使用年数为63年，而联邦德国只有45年。”必须重新分配资源以修复和重建房屋，这意味着国家住房计划从未停止过。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约有50万人从西德迁移到东德，住房供应的宽松局面结束了。
1958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973年之前的东德领导人）宣布，计划**“在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内消除工人群众长达数百年的住房短缺”** 。然而，在整个60年代，建设速度都大致相同，远远低于乌布利希之前所宣布的目标。从70年代开始，所有这一切开始迅速改变。
图：乌布利希时期建造的住宅楼
1976年，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当选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此后，公共住房建设的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6年到1990年，这个1700万人的国家建设了170万套公共住房。和乌布利希时代相比，这是重大的提高。这个时期（1976年到1990年）住房的建设数量，比1957年到1971年多了大约100万套。
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批评这些建筑物为“军营”，称其缺乏美学吸引力。根据玛丽·富尔布鲁克（Mary Fulbrook）的说法，甚至还有乌布利希在这些“士兵区”喘着粗气的轶事。实际上，由于在建设过程中大量使用预制混凝土板，这些建筑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能的确不漂亮。东德采用了苏联的方法——预制大型混凝土板并在现场组装，这些公寓大楼因此被称为 “快速装配式建筑”。这种“快速装配式建筑”大约出现于1953年，昂纳克的公共住房计划（住房兴建计划Wohnungsbauprogramm）使得这些高楼成了社会主义德国的代名词。
布伦希尔德·德·拉·莫德（Brunhilde de la Motte）巧妙地总结了东德的住房兴建计划：
“1973年，埃里希·昂纳克当选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后，宣布将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作为‘社会政策的核心方面’，并承诺到1990年‘住房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将成为历史’。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每年建造了10万到11万套住房（大多数是公寓）。目标是到1990年通过翻新和新建的方式，提供300万套新住房。”
人们往往将公共住房同住房匮乏联系起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的确如此，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德来说并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主通常不希望在公共住房附近开业，这里的居民往往是低收入家庭，因此这里的利润比较低。而如果没有这些生意，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就会减少，从而形成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住在这里的人要去上班或休闲，就必须进行长途旅行。（译者注：类似于居住在燕郊或者“城边村”的上班族面临的局面。）
图：东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哈勒新城综合体
东德的情况并非如此。所有企业都归国家所有，因此政府能够制定社会政治规划战略，为每个新的住宅区规划学校、托儿所、体育设施、综合诊所（全科医师办公室和医疗中心的混合体）、商店和餐馆等必要的基础设施。这意味着，新租户在步行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就拥有自己所需的一切，并可以很快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哈勒老城（old town of Halle）外的大型哈勒新城综合体（Halle-Neustadt complex）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为了容纳大型的布纳和莱纳化工厂（Buna and Leuna chemical works）的工人而建造的。在社会主义的东德终结之后，在规划房产项目时，大多数东德建筑师都因为不用考虑所有情况而不知所措。在1990年之后的联邦德国，他们用不上这些技能。
许多人认为，公共住房只适用于低收入人群，但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却不是这样。在东德，几乎每个人都住在租来的公共住房里。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混住在同一个“快速装配式建筑”中——没有像资本主义西方那样的贫民窟。此外，每个公寓楼都有一个住房委员会，负责组织以社区为导向的活动和维护建筑。这些活动包括组织居民的生日派对，回收物品和筹集资金。事实上，这些活动具有内在联系，比如回收物品是这些委员会的主要资金来源，因为政府鼓励这项活动。
但是，在东德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也许是住房质量问题。而对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来说，最遥远的概念是，在东德的全部历史中，租金水平几乎完全没有变化，没有人可以把住户从家中赶出去。
公民在房租上仅仅支付了收入的4-5%。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房东设定的租金不是基于一个人收入的百分比，而是受到市场投机的影响。例如，在都柏林（爱尔兰首都），人们需要将自己收入的25-50%用于租房。此外，当租户被从家中赶出时，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性迫使他们优先考虑住房的成本，而不是其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断言，东德的社会经济不安全程度低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德国、法国或爱尔兰共和国。
东德非常重视容纳家庭。通过各种住房政策，家庭获得了租金补贴、优先住房分配、无息婚姻贷款、已婚学生基本奖学金等支持。有工作的母亲和独自扶养孩子的父亲的工作时间也被减少。
这并不是说所有人在住房上都是平等的。根据施密特和里特的说法，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者住在稍差一些的住房里，退休者、农民、中层管理者和自营职业者住在较好的房子里，高级管理者和知识分子住着更好的房子。
虽然东德的住房存在缺点，但在居住密度、配备自来水和内置厕所等方面，其水平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此外，人们可能会批评昂纳克集中精力于建造新住房，而忽视了老建筑。对建造新建筑的关注，有时是以忽视维修旧建筑为代价的。虽然整体上昂纳克时期建造了大量的住房，但老建筑的损耗是令人惋惜的，如果只是出于审美原因。
图：昂纳克时期建造的住宅楼
昂纳克时期公共住房建设的成功仍然不可否认，即便是西德学者也承认了这一点。正如施密特和里特所说：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地区的住房供给数量的确增加了，这些计划甚至表现出了质的提高。昂纳克时期做的比乌布利希时期更好。例如，在昂纳克成为领导人之后的每一年，新建建筑的数量（和已建成建筑的数量）都比1972年之前要高。”
在几十年的历史中，东德从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转变成了不知“住房危机”为何物的国家。最终，如果我们认为公共住房计划是提供廉价住房的典范，并希望在当前的私人市场制度之外提出其他选择，就需要了解和学习东德特别是昂纳克时期（1976年至1990年）的住房计划。东德及其公共住房计划表明了，社会主义和关心劳动人民的国家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
译者：李钢丝
*** 来源：《向左看》[爱尔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