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争取平等

2019/5/8

译者按:此文章来源于加拿大共产党媒体“人民之声”。此文观点有很大局限性,但该文可以反映加共的观点,因此翻译全文作为参考。


97.1

对于任何一个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来说,谈论关于中国国内男女平等的话题时都是一知半解的。

在一个国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平等时,我们只能从现状开始。与所有的大国(不仅仅是大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地区发展水平不均、文化倾向各异的国家。无需多么高深的知识就能指出,例如,在家庭领域中的“政治”,对决定妇女的社会地位有着重大意义。但如果让妇女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和抚养儿女的责任,那么,无论是法律上的平等还是国家对女性劳动力的提倡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的确,总的来说,中国妇女认识到由于她们将大量精力花费在家庭上,她们就业、参与政治活动和加入社会组织的机会受到了影响。

但是子女和家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呢?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61.6%的男性和54.6%的女性都认同“男主外、女主内”这一观点,令男女平等的拥护者担忧的是,这一数据相较于2000年已经有了显著攀升。(暂不清楚受访者认为这种观点合乎常理还是对现状的一种描述。)

然而,受访者对这些数据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现实比这复杂得多。事实上,他们说在这个话题上,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我生活在一个大城市,乍一看,中国称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说法显得过于谦虚。在巨大的、工业化(或者某些人叫做后工业化)的上海,一个可能是全世界女性工作比例最高的国际都市,在这里,男女关系并不想上面所描述的那样。据说大多数男性做着繁重的家务。我的一个头脑灵活、见多识广的党员同事认为,上海的男人几乎都是主张男女平等。在他们成长的地方,女性十分强势,被工厂、学校和商场雇佣。这些男人将他们开明的态度带进他们的恋爱和婚姻中去。

不同年龄的孩子在放学后和周末都回去培训中心学习,使自己在成绩上取得进步。在这里,许多父亲花上几个小时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完成作业。

“这是一个南北差异的问题。”我的朋友说,许多北方男人(她说他们在父权观念上持保守和支持态度)取笑上海男人“惧内”。有着专业背景的上海工人阶级认为,父权制是农村家庭观念的一种遗留。随着不断的现代化它不然会被取缔。这一点也不奇怪。

另一个显著地地区差异是: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全国女性的文盲率要高于男性。上海、广东和新疆的文盲率是5%,但到了西藏,这个数值提高到了49%。

毫无疑问,妇女的地位已经随着经济发展和贫穷减少而大大提高。左派的批评家们对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十分不满,这种政策导致了数百万年轻人从农场转移到了条件恶劣、无视劳动法的工厂。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知道(或应该知道)这场变革将年青一代的女性从他们农民父亲和丈夫的暴政与随之而来的苦工生活中解放出来。当然,工厂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有限的解放形式,尽管如此,它还是提供了许多机会如经济独立,个人流动性以及能够自由的建立人际关系。

在许多情况下,争取平等这一艰难且令人恐惧的过程还促使女权斗士们在她们老板拒绝履行劳动协议、支付工资和为社会基金捐款时予以反击。

97.2

收入全面增长

在过去十年中,所有行业的工资通常都在稳步上升,而且通常以惊人的速度,这当然也囊括那些有大量女性工作的行业。例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6年,在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了200%以上。酒店和餐饮行业的涨幅没有那么大,但仍然超过了150%,即使考虑到了通货膨胀可能超出了官方给的数据。在教育部门,女性职工数量众多而且往往表现突出,她们的工资增长在250%左右。

当然,这些数据也许并不全面,其中也包括了管理人员的收入。但是,不管这些数据有什么局限性,他们无可争议的表明,女性劳动者的个人经济条件有了惊人的增长。当然,这也与我收到的许多人对中国的各种政策和做法的评价是一致的,在一连串有理有据的批评之后,他们说,“但你不能否认,我们比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富有的多。”当然,“我们”当中也包括女性。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男女平等所做的努力和当代女性的雄心壮志的成果在其他数据中也得到了体现。尽管总的来说,社会上工作的男性数量仍高于女性,但在大学里女性的数量却高于男性。世界经济论坛北京办公室的杨维文(Vivian Yang)表示,从2000年至2013年,女性中层和高级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从35%升至44%。

与此同时,世界上55%的互联网公司是女性创立的,而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家是女性,这可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数字。

当然了,在讨论中国女性的地位时,不能不考虑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实施到2016年。(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一些农村地区的汉族一定程度上不受这一规定的约束)。无论是西方还是其他地区的批评家们,都没有将重点放在那个时代中对超生妇女及其丈夫的严厉惩罚上。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交付沉重的罚款,被迫在社会底层勉强度日。一些观察家们甚至质疑该政策在限制人口增长方面的有效性。

但不能否认的是,独生子女政策让女性在公共场合也有了一席之地。男女平等的事业虽然被一胎政策打断,但却并未断绝。通过一系列的支持,例如公共儿童托管以及比西方同行更早退休的祖父母(男性通常在60岁退休,女性通常在55或50岁退休),可以再放学后照顾孩子,为男女平等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显而易见,这让中国女性劳动者的比例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如果将独生子比喻成一个家庭中的王子,那么独生女就是公主。几乎没有悬念,她会得到一切能得到的物质条件和好处,父母和祖父母全部的爱都会灌注到她身上。这个女孩的教育会成为家庭中的头等大事,她的未来也会备受瞩目。

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家庭不希望她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她未来的教育和职业生涯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限制。希望女儿结婚的中国父母(通常知道如何向未婚的女儿施加压力,就像整个社会一样)经常打趣女儿的“公主综合征”——一个现实的生活计划——只要长得漂亮,就能找到一个富有的丈夫。

97.3

追求完美的压力

女性的外表在社会上依旧很重要。中国重视女性美,既有传统因素,也有市场文化的原因。更确切地说,女性需要保持美丽。城市中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求她们保持苗条身材、精心打扮、穿着时髦、容光焕发。她们需要当一个好工人、好学生、好母亲和漂亮女人。简而言之,她们被“要求”变得美丽。与此同时,如果男性在他们的工作中做得足够好,那么他们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就会有足够的空闲时间。

女性解放是中国解放过程中艰难的一段路程,她们可以扮演任何角色,亦或是性欲的对象和一个花瓶。毋庸置疑,男女平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平等的标准所传达的信息仍然能说明问题。在去年十月的党代会上,约24%的代表是女性,比女性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高一个百分点。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只有一名女性。

“一低三少”仍可以用来描述当今局势:妇女参与政治的总比例低;少数女性担任参与国家决策;少数女性担任高职位;少数女性在关键领域中担任要职。

然而,男女平等的下一步不应该特别强调从顶层获取更多平衡,而是要激励底层。在哪里能找到大量的中国女性?在全国的工厂,办公室,学校和医院。根据中国法律,“劳动者应当依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民主【企业】管理……”

通往解放的道路当然要经过这段历程。动员工人维护权利和参与企业管理必然涉及到动员妇女。目前,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工人对于这方面还尚未重视。但是,这个更小,更直接,更具有战略意义的空间,可以成为公众参与的真正舞台。而当事情发生在底层时,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顶层就会受到影响。

一些事实和数据

中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强调男女平等权利,第二条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虐待妇女”。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相对较低。2014年,中国在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187个国家中排名第40位。2015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27,而美国(2016年)为19。截至2014年,59%的女性(25岁及以上)完成了中等以上教育,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72%,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63.9%(男性为78.3%)。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性占24.9%的席位(相比之下,加拿大议会中女性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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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红河
来源:《人民之声》[加拿大]
原文链接:http://peoplesvoice.ca/2019/02/15/women-in-china-scrambling-towards-equality/